2015年9月10日，天津美术馆隆重举办了“岁月·邓家驹美术作品暨文献展座谈会”。这个文献展集中展现了一位80岁的老人，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艺术上孤独探索的历程。2008年12月22日，在天津西洋美术馆举办的邓家驹画展研讨会上，著名山水画家吕云所曾这样说过：“邓家驹把现实主义带给了天津美术学院。”这个“评价”没有错，“把现实主义带给了天津美院”，邓家驹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

上世纪60年代，邓家驹从中央美院毕业，在他还不是教师身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知名画家了。他不仅以“现实主义”知名，他在任教时传授的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当然，他也把在中央美院那里的一批老师的现实主义创作观、苏式的油画表现、严谨的校风带入了天津美院。

现实主义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现实主义是指一种创作方法，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过。狭义的现实主义是指一种思潮，这一“思潮”流行于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的法国和欧洲各国，与哲学上孔德的唯实论、马克思的唯物论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巴尔扎克、司汤达、莫泊桑的小说紧密相关。现实主义（Realism）这个词的本义是“现实至上”、“崇尚真实”。其特征是客观性、典型性和通俗性。“客观”即真实，“典型”即提炼、概括，“通俗”即不晦涩、简明易懂、有广泛的接收面。从美术史的角度看，作为“思潮”的现实主义源于法国的库尔贝、米勒和杜米埃，将现实主义进一步推向高潮的是俄国的巡回画派。在“冷战”时期，现实主义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标志，以苏联、中国、朝鲜、越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极力倡导现实主义，以美国、法国和欧洲各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倡导现代主义——抽象艺术和抽象表现主义。中国的现实主义就是在“冷战”时期，主要受到了俄国巡回画派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了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美院举办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以及留苏的学子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1954年，19岁的邓家驹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当时他的老师主要有：从苏联请来的专家，在法国和比利时留学归来的徐悲鸿、吴作人，还有董希文、王式廓、艾中信、李斛、韦启美等。1960年，邓家驹从吴作人画室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戏曲学院舞美系教书。同年，调入河北美术学院任教（天津美院前身）。上世纪70年代初，调入红太阳(000525,股吧)展览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前身）从事创作，80年代中后期调入天津画院。邓家驹虽然没有在苏联留学，也没有参加过“马训班”，但也间接地受到了“苏派”的影响，他的画风有明显的“苏派”特征，当然也有独到的民族化的探索。

在今天的美术界，虽然现实主义早已不是主流，更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了，但是无论哪个时代都不能没有现实主义，因为现实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所有的时代都需要的。我以为所有的艺术都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即：技道、艺道、人道、天道。学院派的教学为“技道”，注重“语言”的创新和探索为“艺道”，如毕加索、马蒂斯，注重人文关怀，注重对社会、对人性和历史问题的揭示为“人道”，从上帝和宇宙的视角看世界为“天道”，如梵·高、塞尚。因为艺术不能没有“人道”，所以艺术不能没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有对历史、对社会的深情关注和丰厚的人文内涵。所以，在“文革”之后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伤痕”的批判现实主义、乡土现实主义，90年代又出现了玩世现实主义。实际上，无论是“批判的”、“乡土的”、“玩世的”、“浪漫的”，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经典现实主义，二是附庸现实主义。经典的现实主义，可以看到有人格的坚守、有自我独到视角的发现和对真实事件及真实存在的揭示，有开拓性的认识和表现，有对时尚、流行、世俗功名利禄的无视和超越，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如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秦征的《家》、邓家驹的《开学第一天》和《漕运图》等。附庸的现实主义是没有个人主见的、迎合的、紧跟形势的、口号式的，甚至是歪曲事实的，这种“现实主义”严格地说不属于现实主义，是宣传画，希特勒时期有，前苏联有，朝鲜有。

邓家驹的代表作《开学第一天》和《漕运图》明显地属于前者。1959至1960年，邓家驹在创作《开学第一天》的时候，没有被当时形势所扰，而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以真诚、质朴的情感，深入体验生活的创作态度，用在中央美院学到的扎实过硬的绘画技能与“时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成为当时具有前瞻性的表现山区“希望工程”的一个孤独探索的重要案例。

《漕运图》创作于1980年至1984年，这个时期中国美术界先后流行过“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形式主义”思潮。创作《开学第一天》的邓家驹曾因没有按照“大跃进”的要求，程式化、概念化地创作，被打成了“白专”。极左时期终于结束了，艺术家终于可以自由地创作了，于是，邓家驹摆脱了“主题先行”创作的“套路”，借助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过十几年，比较熟悉天津历史文化并掌握大量珍贵史料的优势，选定了1793年，清乾隆年间，天津三岔河口，英王特使马卡尔尼出访中国的这一与当时“时尚”无关，但与天津文化、与中国近代文化紧密相关，同样又有着前瞻性的“面向世界”的重要事件。正是因为中国经历了这次“事件”才有了在天津的开埠，才有了洋务运动，才有了走向世界的近代文明的觉醒。

从《开学第一天》到《漕运图》，我们可以看到邓家驹的独立人格、独到的视角、对真实事件和真实存在的揭示、开拓性的认识和表现、对“时尚”的无视和超越以及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正是这样，这两件作品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