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言担任主任的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文学对谈活动开场前，莫言说，自己属羊，小桑顿也属羊，非常高兴大家能来听一老一小两只羊的对话，轻松气氛由此荡开。

　　这场文学对话主题是《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约翰·兰多夫·桑顿1991年生于英国伦敦，12岁移居美国，现就读哈佛大学历史系。14岁赴北京生活一年，学习汉语，并与北京网球少年队共同训练。7年后，他将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这段中国经历写成了《美丽的国家》一书。

　　莫言看完了这本书，并评价道，“他用少年的眼睛看到中国的现象，拥挤的交通、遍地的尘土、空中的雾霾等等令他感到不舒服的地方，让他感受最深的不是物质环境，而是周围的人，包括热爱网球的少年和专制的教练。”

　　一个美国少年眼中并不完美的国家却被他取名《美丽的国家》，而莫言的作品也曾被误认为是迎合西方的揭丑之作，特别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奖之后。对此莫言解释说，不管是作为当时写小说的我还是搞电影的张艺谋都没出国，写作就是用自己的内心来写作，为历史上的祖先来写作，没想过写给外国人看，也没想到拍成电影，所以批评者批评我们迎合西方也是一厢情愿。

　　莫言说，东西方文学的区别体现在语言上，体现在风格上，也体现在小说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上。但好的文学既有个性，也有共性。就像小桑顿所说，创伤无处不在，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伤。无论是桑顿笔下受过创伤的网球教练，还是中国作家的“伤痕文学”，都有打动人心的地方。

　　莫言说，文学的任何想象都不是凭空想象，都来自生活，温柔的、荒诞的、美好的、现代的，但作家不可能是简单照搬生活，而要加以加工。好的作家还是按照自己的内心深处写作，如果个人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又满足了世界的需要，那是一种幸运。写作孤独的，是内心深处的孤独，一个深山老林的小木屋写作和咖啡馆里写作没有区别，写作过程中也会出现狂欢状态。狂欢的、孤独的状态都是写作的必须的状态。这一点美国青年深表认同。

　　不管东西方有多少不同，但美国青年笔下“老桑顿教育儿子要具备的勇气、责任感、同理心”，东西方皆同。莫言说，一个人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就是同理心，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一样。怎样正确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都是人生的必修课。

　　一个美国青年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引起这样大的反响，当被问及是否会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时，莫言作否定回答，“我永远不会写一本关于美国的书，一个人要拿着别的国家来说事胆子要大，我还是写好自己擅长的乡土小说吧。”莫言说自己还在写作，但应当避免自己的短板，比如拼青春文学肯定拼不过年轻人。因此，他的下一步作品还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故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