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人员在河南洛阳东山擂鼓台辨认出佛足迹图像碑。该碑被砌于擂鼓台南洞后世补砌的护墙南角底部，支撑其上墙体。20世纪早期日本学者关野贞等考察龙门石窟时，南洞外接建有一面坡房屋一间，疑被覆压于南墙下，其考察著作中均未提及此碑；20世纪80年代的洞窟保护工程曾特意以水泥筑顶，保护此碑。

此佛足迹图像碑，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数例同类遗物相比，特点鲜明：一是时间可能早到唐代。二是体量大，分别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组合安装，且保存状况较好。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三是图像内容较简化，不见趾尖莲花、万字符和脚掌剑、鱼、满瓶、海螺等物，较之四川眉山法宝寺仅刻出轮、鱼的形式又显复杂；足跟间连接二足的双弧线亦不见于其他诸迹。四是佛足跟部两侧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未见于他处。这一材料的发现，丰富了相关题材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

作为佛教圣迹之一的“佛足迹”源自印度。关于中国的佛迹图像，一般认为唐初由玄奘、王玄策自印度带回，当时的《广弘明集》中有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循州东北兴宁县灵龛寺北石上和简州三学山寺“佛迹”的记载。目前所见陕西宜君玉华寺、四川眉山法宝寺、陕西耀县、重庆大足、陕西西安卧龙寺、河南巩义慈云寺和登封少林寺、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等佛足迹图像资料，最早的为唐代遗物；日本奈良药师寺天平胜宝五年（753年，值唐天宝十二年）佛足迹石明确其粉本为“大唐国”传入的王玄策本。但南朝梁简文“谢勅苦行像并佛迹等启”中有“舍人顾疌奉宣勅旨，以金铜苦行佛并佛迹、供养具等赉使供养……千辐足轮德圆万善” 的记载，显示当时似已有供养佛足迹图像之举。

唐武周时期，多构祥瑞，因当时的成州现佛迹而改年号“大足”，无疑对佛足迹的崇拜和相关图像的刻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宝刻丛编》卷二即有长安二年（702年）阎朝隐、范元哲分别撰写的京兆“司刑寺佛迹碑铭”的记载，反映当时这一图像的流行。擂鼓台佛足迹图像碑，或是在这一背景下雕造的。（焦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