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从35年前的1975年12月末说起，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那时我正在宜昌工艺学习广告设计。一天，支部书记通知我和一位同事下午去市轻工局接待一位从北京来宜昌的黄什么……画家，这个字不认得，不知道读什么音，我瞧他信笺纸上有个“胄”字，便知道一定是那位画驴著称的国画家。支书的吩咐我们不敢慢待，老早就在市轻工局院内等候。下午6点，一辆草绿色的北京牌吉普车开进市委大院，车还没停稳，一身中山制服的大个便嚷道：“厕所在哪？”我一看笔挺的毛料外装，知道他肯定是北京来的画家黄胄，便热情带去厕所。得知黄胄一行早上6点从武汉出发至此辛劳颠簸12个小时，我备感同情，可这就是当时的速度。轻工局长姗姗来迟，与黄胄一行寒暄几句，扭过头来说：“小赵，把他们领去招待所休息。”迅速就不见人影了。

　　对于这位著名画家，我们领导均不大理会，却让我们几个20岁的毛头小伙子来接待，当时自己实在没想通。我们把黄胄安排在市委第一招待所，70年代的宜昌就一二十万人口，计划体制下没有三星四星宾馆。第一招待所是一座小庭院，几栋“遵义会议”式的小洋房，十分宁静。黄胄住二楼一个单间，他的儿子“文革”期间下放在湖北襄樊机务段工作，也来宜昌与父亲会面。晚饭后我想画家一行奔波劳累，便起身告辞，可黄胄死活不肯让走，说要给我画像，让我做模特。他拿起速写本，嘴中不断地唠叨，指着他儿子的后脑门说：“南方小伙俊俏，北方小伙头脑有棱有角，特别是后脑平坦……”我不得不佩服黄胄观察生活的眼力与收集素材的认真态度，可随着一阵嘈杂声，我们的写生被打断了。外面进来一个人说：“有一帮文化人想拜见你。”黄胄迅速起身说：“把门关上一个也不让进！”我撩开窗帘，见楼下全是当下我们地方有鼻子有眼的“大家”“名家”。可怜的他们一脸委曲，有想拜师的，有想看画的，还有说家里有藏品想找黄胄鉴定的，久久不愿离去。

　　没想到的是，黄胄如此一位大家到了第二天想要找个地方画画却都成了难题，后来竟是老支书托熟人在一家服装厂车间的三楼找了个地方。黄胄不管条件好坏，在乒乓球台上铺开宣纸随即动手。他用淡墨在一整张宣纸上渲染出一女子背景，然后用饱满的浓墨从股部自上而下画出女子两条腿的动态，笔上余留的浓墨又竖向画在女子轻淡湿润的背影上，形成条纹状的土布感。接着又习惯性地让围观的女孩做模特，在纸上忙个不停。突然画下倾侧的发式，一个鲜活的女子头像便完成了。然后用枯笔画出手与脚指的动态，用中国画特有的从下至上的视觉移动，画出栩栩如生的争食鸡群。用雄鸡的羽毛渲染，衬托出白色空隙，又把母鸡肥嫩的体型重迭在雄鸡精灵的姿态中，用憨态可掬的雏鸡过渡，用嘴、瓜和鲜红的鸡冠激活细部，右股上添加的簸箕把女子的腰挤压出窈窕的曲线……正当大家痴迷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时，支书说话了，他用责备的口气说：“小赵哎！这么好一张画，你们先应准备厚纸给画家使用，多可惜，湿淋淋的都拿不起来了。”他认为此画已经坏了，惹得大家一阵大笑。随后黄胄应大家要求画了他的代表作《五驴图》。

　　由于观看黄胄画画的人越来越多，楼上楼下已近百人，企业厂长十分恼火，责令明天不能来此画画。支书又帮忙找到一家幼儿园的会议室，使黄胄在宜昌先后完成了5幅作品：《喂鸡图》、《五驴图》、《傣族妇女》、《海岛女民兵》、《训马图》。每幅都写下了“宜昌工艺留念”字样，除《五驴图》为半开宣纸外，其余都为全开宣纸绘制。

　　《傣族姑娘》描绘的是3个身穿民族服装的云南姑娘，挑着满筐枇杷，黄胄典型的速写式笔法及硕果丰收的喜悦场面，使人物十分生动。《海岛女民兵》画了三次，黄胄都不满意。头一幅画的是一个女子背着枪站岗，画家不如意便撕掉了；二张大同小异仍不要；第三张变换构图，用一张大鱼网作近景，女民兵旁放着枪，手在不断地织网。《训马图》反映的是一个蒙古服装打扮的姑娘正在训练一匹狂奔的骏马，旁有猎狗呼应追随，表现牧民不忘打豺狼之意。综合这5幅作品我们不仅看见一个优秀的人物画家，还认识到黄胄是一个十分杰出的动物画家，雏鸡、雄鸡、骏马、猎犬、海鸥，还有他最喜爱的毛驴，无不画得活灵活现。

　　黄胄一生创作勤奋，慷慨大度，人品画品受人推崇。当年他匆匆返回北京，在那个特殊时期为我们留下了几件墨宝，我们却没有珍惜，随着企业改制等变迁，这5件珍贵作品已不知遗失何处。今天想来，这真是我们文化人心迟眼钝的失职和地方文化难以弥补的损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