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期望，张仃为李骆公写下这些文字时，其心里深处，定然是“于我心有戚戚焉”。他借用唐代诗人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这句沉郁决绝、暗喻终身殉情的古诗，表达了两位九死终身的艺术家一同的矢志不渝、牺牲艺术的夙愿。

　　李骆公与张仃，人生经历、知识布景各不相同：早年，一个学油画，一个画漫画;后来，一个留学日本，一个投靠延安;政治身份，一个是党员，一个是群众。但是，他们面对相似的命运，没有被逼垮，反而被逼出一条弯曲一同、他人无法复制的艺术之路，靠的是满足的生命力、强韧的意志和对艺术的忠诚之心。

　　具体分析起来，张、李的艺术转向途径、进程各有不同。李骆公从油画转向篆刻篆草，既有生计的原因，更有政治的原因。沦为“右派”后，一家七口日子很快陷于窘境，温饱姑且难保，哪里还能供养本钱不菲的油画发明?后来摘了“右派”帽子，降级留用，当图书管理员，日子略有改善，李骆公也不再碰油画。理由很简略：要他丢掉特性明显的现代画风和清闲豪宕的颜色造型，改弦更张，画那种主题先行、庸俗逼真的苏式写实主义油画，他很难做到。在这种现象下，好像只需陈旧而冷门的篆刻，才是一个可以躲避斗争、安排精力的当地。并且，篆刻本钱费用也相对低价，不会给李骆公一家的生计构成困扰。

　　比较之下，张仃的“艺术转向”显得好事多磨，凌乱多重，体现为“艺术”与“党性”在心里不断的冲突、磨合、搏弈，毕竟皈依天然神明(艺术)的漫长进程。如前所述，在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他的画风经历了榜初度转向，由变形夸大、特性剧烈的“体现主义”，转向“二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改造实践主义”。1950年代中期，在“双百方针”与访法接见接见会面毕加索的两层影响下，他的“通灵宝玉”合浦还珠，由此引发新我国美术史上稀有的“毕加索加城隍庙”艺术实验。这是张仃画风的第2次转向。通过七八年沉寂之后，第三次转向悄然到来，那已是“文革”后期，在香山安静悠远的怀有中，不经意之间，张仃开始了焦墨山水的艺术根究。此时他已年届花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