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予六朝旧事，便是取得前史同构感。宛若与“南渡”的古贤隔代聚首，从六朝文人疏狂、悲慨与沉郁中取得力气。傅抱石脱胎于魏晋前史经典的故实画，与画像砖上的七贤，禹之鼎、冷枚、任伯年笔下的七贤彻底不同。比较前史剧舞台上尖利显着的悲惨剧冲突，傅抱石的金刚坡宣言，更具持久战的毅力。

　　傅抱石在编写《我国美术史：上古至六朝》一章，便详细介绍六朝其间军事、政治、文明、思维错综复杂的布景。他提出了“紊乱”和“反抗”四字，在客蜀时期自然具有逼真的实践意味。

　　正由于他深化研讨七贤名号撒播与东晋中前期政局，所以傅氏阮咸演奏的，不是一曲清静无为，这些士人不是躲避尘俗纠缠的形象载体。人物就坡而坐，歪斜的地平线，这种平静中包含的势能，笔触带来的压力感，苍茫感，表达了其对近代民族多难与魏晋时外族侵扰的深化了解，人物所表现出的冷静的、潜行的生动性，这种笔底共识，是文明艺术所承担的前史职责，来自于守望民族的文明、重塑民族文艺的信奉。八音之用，诵予典艺箫韶九奏。

　　一起，就地选材的做法，又和郭沫若战时小说的实践主义特征不约而同。

　　父亲曾这样描绘过这个当地：“站在金刚坡山腰仰视，则我这间仅堪堆稻草的茅屋，却是稀疏难得：左倚金刚坡，泉流自山隙豪放，当门和左边，满是修竹围着，不和稀稀的数株老松，杂以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