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四十多年后，尘封的往事和伤疤被揭露出来，这对于黄苗子来说无疑是突兀而残酷的。然而，这又是他必须面对的。对于今人来讲，罪恶和错误可以在同情之了解的原则下被谅解，但是，真相和事实却应该无条件得到澄清和还原。即便聂绀弩先生本人对于黄苗子的告密可以既往不咎，并以自己的方式大而化之不予计较,但是，对于告密产生的原因却必须追究。从大的气候来看，黄苗子告密的时间离1955年的“胡风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相去不远，在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没有制度和法律为屏障作为个体人身安全和基本权利保障的情况下，以告密为手段，换取自身的安全感也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然而，告密的产生并非仅仅只是没有制度保障下世道人心的相互作用，从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来说，其性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一直存在于形形色色的政治事件之中。在黄苗子告密的事件中，黄监视、告密自己数十年来感情深厚的朋友聂绀弩，与《二十四史》中数不胜数的那些告密事件别无二致。在黄苗子等人笃信的信念和原则以及利害关系的计算之下，黄和其他人的监视和告密只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他必须尽力完成。

    但是，在“绝对正确”的原则和“无比崇高”的名义之上，用雨果的话来说，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当时的情境之下，黄苗子和其他人事先能够预感到，自己的告密将给聂绀弩带来怎样的后果。即使是“不得不告密”，也不能就此逃脱应该背负的道德十字架，如果“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那么，事实的披露就更加重要。

    巴金赢得人们的尊敬，是以其良知的自我拷问和反思历史的能力表现出其担当的勇气。现在，同样的问题也横亘在黄苗子先生面前。对于那些先前尊敬他，喜爱他的人而言，他尤其有义务作出自己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