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名画历程曲折，为避战乱辗转飘零，行程数万公里。1948年被运至台湾的半卷无用师卷，属国宝级文物，每年只展出40天。留存大陆的半卷重新装裱后被称为《剩山图》。1938年，上海收藏名家吴湖帆病卧于家中，一天有人来看望他，随身带了一张刚购买到的破旧的《剩山图》。吴看了爱不释手，几经交涉，吴湖帆拿出家中珍藏的商周古铜器，将这个残卷换了下来。

　　解放以后，沙孟海在浙江博物馆供职，当他得知《剩山图》在吴湖帆手上时，心中很是忐忑，怕万一遭遇天灾人祸，以个人的能力极难保存，只有由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多次往返于杭沪之间，与吴湖帆商洽，又请出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为沙孟海的真诚所感动，终于同意割爱，1956年，《剩山图》落户浙江博物馆，成为浙馆的“镇馆之宝”。

　　这张珍藏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剩山图》火迹斑斑，仔细看一下，上面有不少破洞，是经过精心修补的。《剩山图》长五十多厘米，台湾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长约六百多厘米，而原作是近七米的长卷。

　　“保存金石，研究印学”

　　沙孟海与西泠印社的同仁说过：“印学是一门比较冷僻的学问，搞不热闹，所以用书画来配合，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印社，书画应当配合印学来搞。”他的话，对于坚持印社特色办社办出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沙孟海主持西泠印社工作后，印社从恢复到发展，在国内外渐获盛誉。他一再说：“西泠印社这块牌子还很响，这很不容易，应该在学术研究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全国印社很多，我们是老大哥，老大哥光年纪大没有用，不把学术研究搞起来不行。光刻刻写写，大家也会搞，这样的老大哥靠不住。”他认为，印社学术研究的范围，应该以印学为主，应确立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并规定每年清明、重阳举行雅集。一时之间，名声远扬，当时有国内外社员五百多人，还创办了社刊。许多印社社员在沙孟海影响下，无偿捐献印章、图书、印谱。而今，经悉心筹建的“中国印学博物馆”和正在筹建的“印学图书馆”，已成为当今全面展示中国印文化的窗口，沙孟海当年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忘记的。

　　“今天总算看到自己写字了”

　　1968年，有电影制片厂派人去沙孟海家拍摄反映他书法艺术的电影，沙孟海对拍摄人员说：“呵呵，太客气，太客气，没有什么成绩……”片子不长，花的力气却不少，因他听觉不好，所以大家都放开喉咙和他说话。

　　在某入室弟子帮助下，拍摄者提高嗓音讲，他用手遮耳听，大部分交流都是以纸笔代嘴来进行的。

　　电影厂写成的剧本，沙孟海不但逐字逐句看，而且还在原稿上作修改，其中有一句解说词，原稿写的是：“各位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还要与古人争先后。”沙孟海觉得不合适，专门给制片厂寄去一信：“……连想到下文‘还要与古人争先后’一句欠妥，古人未必都好，应改作‘还要与古代名人争先后’，意义才圆满，以为何如？……”

　　拍摄期间，沙孟海每天早早起来，由他儿子陪同，去庭园散步。他对拍摄人员说：“早上吸点新鲜空气，等一会拍摄起来精神好些。”

　　拍片过程中与百年老店邵芝岩笔庄协商，特制巨笔：杆长75.5厘米，毫长24厘米，笔头口径11厘米，整支笔重量有五公斤。

　　拍摄那天早上，摄制组准时将刘庄二号楼会议室布置一番，打好灯光，然后将一张托好的二米见方宣纸平铺地面，沙孟海脱了鞋袜，手握巨笔，从大脸盆中饱蘸墨汁，笔随意转，很快，一个有四平方米大小的“龙”字就出现了，尤其是“龙”字的最后一点，沙孟海撇得特别有力，撇出去时，人随笔走，险些跌倒。摄制人员连忙跑到他的跟前，沙孟海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心里有数的。”可是看得出，他已很累了。

　　第二天清晨，沙孟海没有去散步。大家估计他昨天写字太累，应该还在休息。到房间去看他，他却说：“昨天没写好，夜里也睡不好，今天要重写。”

　　早餐后，改变计划，让沙孟海再写一次四平方的大字。这次他成竹在胸，又脱去鞋袜，不紧不慢踏上宣纸，沉思片刻，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在场者除表敬佩之外，无一不为他的体力消耗而担忧。沙孟海若无其事地开玩笑说：“我这不算写字，是牛耕田……”

　　第一次看工作样片时，沙孟海说：“我写了一辈子字，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怎么写字，今天总算看到了。”

　　踏踏实实，一丝不苟

　　沙孟海治学严谨，有口皆碑。

　　沙孟海书写“王国维墓碑记”时，一千多字的径寸端楷，气势贯通，下笔如飞，绝难想象竟是一位近九十岁的老人不到三小时便写成的。这足以与文征明九十岁犹能写蝇头小楷相媲美。

　　沙孟海以两年业余时间编写出《中国书法史图录》，其中考评审详，绝不人云亦云，而是从浩瀚的资料中去对证求实，遇有不详尽的，他就花费精力到书山中找蛛丝马迹。对图版也极为讲究，无论采用墨迹还是拓本，一定要选用最可代表或最可靠的。为此，就得与各大博物馆和个人收藏者多方联系。金石学界有“蜀汉无片石”之说，蜀汉图版留下空白。在百般讨求中，忽有友人送阅四川新出土的刘阿斗“延熙”纪年《真危墓石》双钩本，沙孟海大喜，出版时用它入录，这种求索精神，令在他身边的研究生深受教育。

　　他做事踏踏实实，一丝不苟。有一次一外地出版社的编辑，请沙孟海为该社出版的一本图书题写书名，并为之作序，沙孟海说：“题签可以，文章写不动了。”那位编辑说：“那是否可以由我们找个文采好一些的人代笔，请您签个大名？”沙孟海不答应，后来那位编辑又出主意：“那么请您指定一位得意门生，由您授意起稿后，再请您过目如何？”沙孟海始终没有同意。

　　又有一次，需要请沙孟海写介绍西泠印社的署名文章，可即便是这种一般文章，他同样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他将“金石书画”一说改成“篆刻书画”，并向人解释修改的理由：“清朝的时候，金石很吃香，瞧不起篆刻，认为是‘雕虫小技’，因此称自己是‘金石家’，其实‘金石’指的钟鼎碑刻，故金石家不一定是篆刻家。现在不同了，篆刻家有地位了，不用冒人家金石家的牌子了。”把沙孟海修订的稿子照排后，反复校对三四遍，才送他审阅，他又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反复看了才同意付印。

　　他审阅别人的稿件很认真，从不在别人的稿件上涂改，而是自备一张稿纸注明某页、某段、某句拟怎样修改，或是商量的口吻建议可以这样。即使为了便于寻找，他也只用铅笔在可商榷之处作上记号。

　　有个画册页者，请当代几家名人题了序跋，最后一页请沙孟海赐题，几个月过去了，不见动静。但他见了送来的人总先说：“我还欠你的债呢！过些日子一定写，只是写的内容还没有考虑好。”过不了几天送册人收到沙孟海写来的信，信上大意说：所嘱册页题名，初拟草稿，望提出意见后寄回题写，其中有一年号空缺，待资料查找后补上等等。对不足百字的短文，沙孟海却如此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