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宋至清，“渔樵耕读”这一概念在艺术图像的发展中经历了由“分”到“合”的过程。

　　宋元时期，渔夫形象无论是在文本还是图像中都较为常见，如在北宋许道宁的《秋江渔艇图》(图②)、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元代吴镇的《渔父图》等作品中都可见渔夫泛舟垂钓的身影。这一时期，与众多以“渔”为主题的作品相比，对樵夫的描绘则较少，而将“渔樵”合并入画的例子更是寥寥无几。试看元代佚名画家所作《寒林归樵图》(图③)，画面中，以寥寥几笔绘就的樵夫正独自走在山林间的归家路上，留白处一句题诗“秋草黄花覆古阡，隔林何处起人烟”与空灵的自然之景相互映衬，别具意境。

　　随着时代的发展，读书不仅是科举入仕的途径，更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耕读传家”也成为深入民心的文化传统。宋代，对于“耕读”的文本记述较多，但相关主题的艺术图像却并不多见。这一时期，对耕作题材的表现多见于“耕织图”，如楼璹所作《耕织图》便是此类代表。该类作品大多是为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的图谱，体现了社会对农桑的重视，在艺术表现上往往具有风俗画的特点。彼时以读书为主题的代表作品有南宋刘松年的《秋窗读易图》(图⑥)。画面中景色清幽，水畔树石掩映之下，书斋门窗敞开，主人在窗前展卷沉思，一书童于门外侍立，人物各尽其态。

　　时至明清，虽仍有一部分单独表现渔、樵、耕、读的文学或艺术作品，但四种题材作为整体出现才是此时的主流。在文本上，有明代任环的《渔樵耕读四首》，生动描述了其各自面貌。在图像上，四者相结合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这一时期，“渔樵耕读”艺术图像有两种主要的创作方式。一种是将四者分别置于四个独立的画面中，再合为一个系列，多见于册页及四条屏等形式，如清代冷枚的《农家故事图册》以及清代佚名作者所制漳绒织物《渔樵耕读图屏》等。第二种创作方式是将四者直接表现在同一画面中，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清代顾绣织物《渔樵耕读图》(图⑦)、现藏于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清代白色缎绣渔樵耕读纹挽袖(图④)，以及现藏于景德镇外销瓷博物馆的清代青花渔樵耕读图盘(图⑤)等。这类作品的创作往往需要作者精心设计“渔樵耕读”四者的形象及位置排布，将不同的人物及场景和谐地组织在一起。而为了在视觉上区别不同人物的身份，其形象往往具有明显的符号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