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书是一门新的学科。自20世纪初敦煌等地连续发现书本以来，学术界对简帛的研讨越来越注重。王国维把书本列为我国近代考古四大新发现之一（即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经、内阁档案）。简帛出土方百余年年月，历经兵燹、盗掠和人为损坏，损失不可估量。但长辈学者竭尽全力的维护，使得许多贵重的简帛得以幸存。简帛书研讨对我国学术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某种含义上甚至可以改写或重写我国学术史。

　　简帛书的发现与研讨，对我国书法史含义相同严峻，填补和改写了书法史的空白和缺乏。隋唐之前的墨迹我们很少看到，特别是魏晋时期的翰札，多是唐代的钩摹复制品，古人真实的用笔痕迹以及用墨等后代罕见，只能从摹品中去探寻古人用笔的奥妙。对书法研讨学习者来讲，无疑是蒙上了一层纱。

　　简帛承载着中华文明悠久的前史。竹木书本与丝质的缯帛，是我国人在造纸术创造曾经首要运用的书写载体。王国维在《书本简署考》书中说：“书契之用自描绘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为后先，而以竹木之用为最广。”“至书本之用，始于何时，讫于何代，则无边界可言。殷人龟卜文字及金文中已见册字，则简册之制古矣。方板二字始见《周礼》，然古代必已有此物。”《尚书·多士》说:“惟殷祖先，有册有典。”说明简册在殷商时期就发生了。《说文解字》云：“著于竹帛谓之书。”其广泛存在的时段横跨战国至魏晋近千年，凝聚着不一同代、不同地域书手真实的书写痕迹。直到东汉“蔡侯纸”盛行之后，简帛逐渐退出前史舞台。

　　20世纪以来，简帛连续出土，数量巨大，书迹的风格不同也很大，特别是战国至魏晋时期的简帛书迹，风格多样，异彩纷呈。因不同的审美兴趣、地域风俗、书写水平、工作、书写东西和书写办法都在影响着书法的形体造型和书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