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提法，人们或认为乖僻，教育家与断定家有什么直接的相关吗?有的。教育家当然不必处理古书画真伪的详细问题，但具有教育家身份的断定家对断定作业会有更广泛、更深远的影响作用，这就是断定后备人才培养的问题。因为博物馆的专家，其作业性质是处理自己背负的作业任务和科研课题，装备辅佐也首要是帮忙作业，纵使有旧作业的师徒之份，亦是边干边学。即就是父子，除极特别者外，亦不会有一个按阶段，墨守成规、有方案、有政策的培养方案。一些经旧社会学徒身世的老先生，对后学请教者常顾左右而言他，是不简略教人“真招”的。这在博物馆中许多人深有体会。最好的博物馆专家，能做到有问必答毫不保存就非常不错了。这不是个人问题，是旧社会的影响和社会分工构成的作用。

　　而启功先生则否则，他的教师身份，关心后进的情怀，要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的希望，使他对后学有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感和职责感。学生从某种含义上讲，就是他的产品，天然也就关乎到其质量。恩师徐邦达先生曾奉告我，他刚到北京不久，元白先生邀他到北大讲课。或许考虑到口音问题，怕学生听不清，元白先生便亲身为他写板书。每言及此，徐先生都暴露由衷的感谢与敬仰。凡文物系统为培养断定人才举行的讲习班，启功先生是有求必到。这种讲课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最晚直到上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