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秋，因传有人说不让我到上海博物馆看画，先生怒发冲冠，奉告当时的局领导：王连起不只仅徐邦达的学生，仍是我启功的学生!不让王连起看画，就是不让我启功看画，小子何德何能，能让先生如此呵护和狐假虎威!看看此事前生给挚友的信中谈及断定组问题的内容，或有助于了解先生此刻的心境(见《启功全集》卷十，189—192页)。随后，先生便提出了带我和王靖宪先生全国阅看碑本，对先生提出的“我向贵院借王连起，谁管我启功饭吃，就管他饭吃”的要求，令人惊讶的是当时我的主管领导不只拒绝，而且还不同先生洽谈，就私即将我换作了别人。先生当时异常愤恨，慨叹说：“我历来以不在编的故宫人自居，不想竟这么没有体面!”但没多久，此人听到单位领导班子将调整，要从外地调院长人选，居然跑到先生家里要先生帮他活动!先生奉告他：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是党的高级干部，由党的更高级的领导考虑。您这不是让我犯政治过错吗!您找错地方找错人了!没想到此公当时居然跟先生套起近乎说，我们这么多年友谊，您一定要帮忙!逼得先生只好说：我向您借王连起看碑本的事，我们有友谊吗?这是小事。您在我这糟蹋时间，别耽误了您的大事!说完先生就将之“请”出门去!先生每言及此，神态都还很激动：“春秋大义，是他自己逼我们也施行了一回!”这次先生断定碑本的活动当然也就此撤消。但先生从没有消除过带我阅看碑本的主见。1998年秋，先生在日本举行“启功书法请教展”，再一次要带我和王靖宪、苏士澍等人去日本，阅看三井家藏的善本碑本。时值该国经济不景气，先生用“夫子不假盖于子夏”的思路，以展品换我等路费的办法，总算带我们阅看了三井家的绝大多数碑本藏品，而且是边看边作说明，使我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