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先生在为饶宗颐先生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编撰议论时，曾对我国国家博物保藏《陆机五等论卷》进行过调查20。《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是第一部全面搜集敦煌吐鲁番《文选》写本的专著，可是此书并未收入我国国家博物保藏《陆机五等论卷》。饶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又《我国前史博物保藏法书大观》收入之《五等论》，原为傅增湘旧藏，学界似有不同定见，本书暂行从略。”21徐俊先生对此作了一番考证：

　　“书潜”为傅增湘别号，此即“傅增湘旧藏”的由来。但《傅增湘藏敦煌卷子目录》未予著录，笔者又查阅了《藏园群书经眼录》和《藏园群书题记》，二书几乎包括了傅增湘藏书及经眼图书的全部题记，其间有关各种版别《文选》的题跋十余条，仅有未及此《五等论》写本，因而颇疑“傅增湘旧藏”说不确。其他，“有不同定见”者所指究为何人，定见发表于何处，亦遍查未得。后来笔者拜访启功先生，以此事请教，总算获得圆满答复。原来历博本《五等论》与北图本《辩亡论》原都是方雨楼的藏品。方雨楼曾求售于北图赵万里先生，但赵先生以为是赝品。此应即“学界似有不同定见”的出处。方氏将《五等论》请傅增湘先生判定，其时傅先生病重卧床，由其子傅晋生先生取“书潜经眼”印钤于卷末，对真赝未置可否。方雨楼也曾将《五等论》求售于启功先生，启先生知其非赝，但终以价昂未能购藏。方氏死后，两个写卷分别为北图、历博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