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与鉴赏：《仁王菩萨像轴》

书画收藏与鉴赏：《仁王菩萨像轴》

此尊像轴为传世文物，不同于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佛像经卷，因为传世文物上会留下诸多传承信息，并能在历代文献上找到相应的记载与著录。

首先来看画面上遗留的信息，此轴画幅上有如下款印：尊像右上题宋楷“仁王菩萨像”五字，右上端钤元初内府八思巴文朱文玺印，右下方边款唐楷书写 “仁王菩萨像;大唐建中三年辛澄造”，画中上方钤叠文朱玺“广运之宝”。左下方楷书“圣慈寺沙门慧等供奉”，左下角朱书长题“中和元年，善男子童天眼，为亡妻张十一娘;早生净土，永充供养”字句，左下底部钤细朱文“太师信安孟郡王府□□仲印”，另右下钤有押司印二方，各半印“□□之章”、“□□□图书之印”，又一朱文“鼎形印”。

将以上信息逐一进行分析整理，可以推知此轴在创作、传承中的种种信息，兹梳理如下：

一、此尊像轴当作于(782年)。款识：“仁王菩萨像，大唐建中三年辛澄造”。

此轴应创作于大圣慈寺，据载辛澄于唐建中元年(780年)被请入此寺并长居僧伽和尚堂，记载专写佛像。 写成此像后的若干年，一直被“圣慈寺沙门慧等”供奉于某一院中，并钤“安冐□”印。按圣慈寺内有九十六院之众，可知此印当为“某某院”印记。款中“沙门慧等”应不是僧名，是在佛学上得到极高境界的高僧称谓，“慧等”两字典出唐六祖大师惠能《六祖坛经》偈语，如“口说善，心不善，慧定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既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即是慧等”。故此轴当供奉于具有“慧等”级僧人的某院中。按北宋李之纯《蜀大圣寺画记》载：“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圣慈寺之盛，俾僧司会寺院之数因及绘画总九十六院，案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一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经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雕塑者不与焉”。故此轴的创作时期与记载相符。

二、此尊像轴经九十余年，又转入到信徒童天眼处，并供养于某寺院中。此时大唐王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自“安史之乱”后，历经“黄巢起义”，其间兵燹连年，政变、割据、起义频发，民不聊生。谓之“白骨遍于野，千里无鸡鸣”，人们只能把精神寄托于佛教，寄望于菩萨来救苦救难，以佛法来悼念冤死的亡灵。不论时代的变迁，圣教荣衰，不变的永远是芸芸众生的善根，童天眼辈也是其中之一。

此轴童天眼所记文字已无法用肉眼辨出，用计算机技术分离出其中朱文款识：“中和元年(881年)，善男子童天眼，为亡妻张十一娘早生净土，永充供养。”其书法类唐人写经，用笔瘦硬爽利，笔划挺劲。童天眼其人无考，当不是真实姓名，通常佛教中用“五眼”代指信佛级别的高低，分别为：“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等，故童天眼应是比肉眼稍进一层的信徒，能对事物观察有正确判断能力。张十一娘，当是真实姓名，这可以从至今发现的唐墓碑及家谱中得到徵信。如《大唐荆州大都督府故蔺夫人墓志铭》“夫人讳尼，字三娘，西河人也!”又《罗氏家谱》“开诏始祖， 妣游十六娘，乃生二子，随次子移居潮州云云”。张十一娘，号上品《隋唐女性人名整理》有传。

三、此尊像轴经晚唐童天眼长期供养某一僧堂后，经历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于公元959年建立北宋王朝，此轴又辗转进入北宋内府，并著录于《宣和画谱》第二卷中，同时在尊像右上题宋楷“仁皇菩萨像”五字，其书体或为宋内府画院待诏所书，其笔法规矩，墨色沉厚，尤如宋版印刷体，为世所罕见。

历史变幻，世事无常。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占汴梁，北宋宣告覆灭。此尊像亦随之佚出宋内府，为徽宗朝将作监少监孟忠厚所得，孟忠厚在战乱中护送姑妈孟皇后，历经磨难南逃，后协助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建立南宋王朝，此尊像被长期供奉于孟郡王府，并在像左下角钤朱文大印“太师信安孟郡王府□□ 仲印”。惜此印钤在朱书款字上，可能在当时朱书已褪色，不易辨识，才有悖常理。其印文风格细劲，朱文篆法、形制、印色等极类宋徽宗在画上所钤常用印“内府图书之印”。

按孟忠厚(1082~1157年)，字仁仲，其父孟彦弼是哲宗皇后之兄，忠厚于徽宗宣和年间，官至将作监少监，靖康年间，知梅州，召入京师代理卫尉卿，后奉太后之命，立高宗有功，授徽猷阁待制、宣谟阁直学士，又授常德军承宣使、信安郡王，功高于时，权倾朝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卒，赠太保，荫三子，皆至直秘阁。

四、元军于公元1267年攻克南宋城都临安，俘虏宋恭宗和谢太后。统一全国，此《仁王菩萨像》又落入元军之手，继而入藏元内府，在此尊像右上盖有内府玺印，所钤印文为八思巴文，印文不识。

按杨仁恺先生《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载：“有一些作品上钤有八思巴文印，也属于内府藏品，但因流传中所见八思巴文形制不同，印文不易辨识，而八思巴文是元初官、私印章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故而至今尚不能确定其传世书画上所钤的八思巴文印，哪些是官府所有，哪些是私人所有，留待以后详考”。

鉴定家杨老已仙逝有年，他所发现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许在此轴中能得以破解。欲分清公、私钤印，首先必须弄明画正中上所钤另一叠文玺印“广运之宝”的年代，作为历朝封建皇帝都制作过的“广运之宝”印玺，随着朝代的更替，时被损毁。当然形式大小、材质各有不同，晋、唐无大印，已成定论。宋虽有但尚未发现传世宽边大玺，明清印玺传世者颇多，钤印于画上者更有大批流传，而“广运之宝”在唐、宋、元、明画中流传印玺统计，皆无宽边之印，唯清朝传世者颇多，但印文不是叠文而以简洁的篆文替代。明代虽有，但唯见一方“典礼纪察司印”，作为档案类公用押司印，其余都与清代相同，故此尊像上所钤大玺，当为元内府所钤印。

无独有偶，如将今传于世的元代文宗图帖尔收藏玺“天历之宝”与之对比，虽非宽边，但风格、印文、篆法均十分相类，由此可以证明宽边“广运之宝”是稍晚于另一“八思巴文”玺的元内府用玺，杨仁恺先生悬而不决的元代公、私“八思巴文”印，在此找到了实物佐证。

按八思巴(1235~1280年)，元代世祖忽必烈帝师、学者。本名罗左思罗坚藏，尊称为八思巴(意为圣人)，他发明创造了元朝自己的统一文字，称八思巴文字。由于元朝统治者立国后快速汉化，蓄纳了大批汉族文人俊彦，再加之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又有很强的渗透力，故八思巴文字如昙花一现，遂至废弃。直至今日连同以上所述二玺，亦鲜有见者，皆可疑窦冰释。

五、此《仁王菩萨像》上，右下钤有二枚押司印：“□□之章”、“□□□图书之印”，稍内又钤一“鼎形印”，从印文观两押司骑缝印，显属官方之藏章，但从所钤印文风格察之，其材质应为铜质，缺少金石之气，另一鼎形朱印，古雅拙朴，又不乏灵气。在宋元时期善于书翰的高僧墨迹中常见此类用印，根据所钤印位置，当稍晚于两押司印，与明人无涉，故此印是留于尊像上的最后信息资料。

六、由于元始祖忽必烈的雄才大略，曾二次攻打日本，然皆以失败告终。但不是败在镰仓幕府军之手，却失败于极其玄乎的“台风”。尤其是第二次，元军所向披靡之时，日本伏见天皇束手无策，只得领众要员在京都“大觉寺”焚膏继晷地念《仁王护国经》。按《仁王护国经》，仁王见众生面临痛苦，顿生怜悯之心，因此施于自然之力而保护。使其仁其国，护其国的秘密要法。至晚间，由于元军不明地形与习俗，留小部人马巩固阵地，大部人马仍回船上休整。深夜怪异的事情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强台风刮得元军灰飞烟灭，葬身于大海。从此元朝再无征服日本之念。近半个世纪后，元成宗大德末年，元廷遣高僧一山一宁东渡日本，恢复邦交。继而元末明初的“清拙澄?明极”、“楚竺仙?梵仙”等大师相继东渡，他们皆受元末偈颂运动的洗礼，欲在日本佛教界化导民众，演说化导，几无虚日。自唐鉴真大师东渡肇始，日本最信奉仁王菩萨，至今日本许多寺院仍设有仁王殿及仁王门，因而此尊像轴亦由众高僧携出国门，被长期供养于日本深梵兰若之中。从此中断了中土近五百余年的流传历史。

日本近代开始变法，实行“明治维新”，全盘西化，中土名迹，不甚宝爱，此尊像遂得以重归故土。我初见时，已折成数叠，包于黄布之内，得后命名工装裱，遂复旧观，于是沐浴焚香，悬于堂上。每一拜观，遂如高山仰止，自感微茫。

此尊像双拼绢，绢质平滑细密，宋《宣和画谱》卷二著录。赫赫名迹，重归中土，传承有序，当子子孙孙永宝爱之。虽近代学者将隋唐名画多疑为北宋内府所摹，但亦不减其价值。惟冀能进一步考证，以拨开此名迹身后的重重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