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在其辅佐刘攽、范祖禹、刘恕等人的通力协作下，历时十九年编纂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该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成果，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成《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全书编成后，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写道：“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现在所为，旋踵即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资治通鉴》确实凝集了司马光终身的汗水。

　　资于治道，以鉴来者

　　本次活动聘请北京师范大学前史学院教授游彪，结合相关史料，对司马光的终身进行了客观评述，并偏重就《资治通鉴》所记载的1362年间历代盛衰得失的点评、“资于治道”的治国理政思想、《资治通鉴》在传统文明方面以及史学研讨方面的价值进行分析。

　　依据游彪研讨，“修心之要”与“治国之要”是司马光在该书中要害提及的两个“治道之思”。所谓“修心之要”，首要指涉领导力的修炼与培育。“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说的是统治者的大仁，作为一国之君，应当“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群众”。所谓“明”讲的是为君者的判别抉择方案才调，明君应当“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对错”。之后则谈“武”，这儿的“武”不是武力，而是说君王应当具有刚烈坚毅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