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步云（19108—1993.3）别名晓初，山东潍坊人。

擅长中国画、水彩画、油画。

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学会会员，是当代杰出的艺术家、

艺术教育家和艺术活动家，以其精湛的油画、水彩画和国画享誉中外，是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

宋步云先生早年就读于京华美术学院和杭州国立艺专，

师从林凤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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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乡的海

1910年，山东胶州半岛潍县北乡临近大海的小村庄，宋姓农户出生了头生男婴，全家欢喜。身为半岛乡民，家无船只和田亩，何以养活贤妻娇儿?年轻的父亲跟随乡亲离家去沿海商埠闯荡谋生。迈出家门前他在小儿的帽沿上写了“步云”二字，寄托心愿。

小步云和母亲相伴长大，得到村里长辈的怜爱和小伙伴的相帮。他常跟随叔伯们到海边“赶海”。自幼练就一身好水性，常坐海滩观望蓝天白云，看海上远帆，听白鸥与海涛共鸣;村头大庙也是他的好去处。在民间“画家”给大庙墙上绘制壁画，笔笔都令他神往，捏制的“小人”令他心醉。此后，自家的短墙上，也亮出了他仿制的“如来”、“观音”、“雷公”和“电母”等小泥塑。院墙上也出现了仿绘大庙墙上的“风俗画”。起初，母亲是他的“反对派”。但小步云百折不回的劲头使娘动了心，并当上了他的助手。

8岁那年，小步云的父亲返乡把他送到“大村”私塾馆读书。出乎父亲的意料，儿子每日被困在书房，心身受到残酷的束缚和糟践。他面对私塾先生手持戒尺，刻板教书，动辄以戒尺毒打学生掌心，严重者罚以面壁而跪等规则，心里愈发逆反和畏惧;此时，他更加思念大海、留恋大庙。常在先生向同学施威时，他的笔下匆匆地出现大海、大庙等难忘的风景。他并没有逃过私塾先生的视线，为此，他不知受过多少次戒尺的责罚。他幼稚的心灵上，刻下了对封建教育制度的切身感受。

1923年，宋步云毕业于济南模范初小;1926年毕业于潍县模范高级小学。苦读6年，宋步云和他的同窗好友有能力乘北伐革命之风，借得力在沿海城市打工、务商的家长们的支持，鼓足勇气，闯到县城，寻得教育局大门，揭露告发了私塾教育的陈腐落后，教育局只得关闭了私塾学馆。

宋步云在《文华中学》这所教会学校读完第三个学期时，校内爆发了学运：学生们情绪激昂地放弃课程，奋起反对学校当局灌输洋宗教，实行奴化教育，宣传帝国主义思想和哲学的学生运动。对校当局明确规定学生毕业只有一条出国留学当洋奴的死路。在革命风起云涌、爱国思潮影响下，很多学生抵制和公开反对学校当局的教学方针，校当局收买了少数学生，组织了荷枪实弹的“护校团”镇压学运。在斗争中被选为纠察队长的宋步云，勇敢无畏，拼死争斗保护爱国同学，成为被校方列榜开除20名学生名单的第3名。

宋步云和王式廓、王仙坡三人，1930年夏季考试，步入济南私立爱美高中艺术师范专科学校。不及一个月，日本军阀发动“9•18”事变，侵入我东三省，粉碎了他们的“艺术梦”。

山东广大学子响应北平“一二•九”学运的号召，走出课堂，组织请愿团赴南京向蒋介石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抵抗日寇入侵我大好河山。山东爱国学子首先遭到山东军阀韩复渠的镇压，派出荷枪实弹的数倍于500名同学的武装，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作为请愿团的联络员，宋步云和全体请愿团员一起，坚持卧轨斗争，寸步不让。当一辆满载北平南下请愿的大学生火车路经济南站时，车上车下的爱国同学，机智英勇，奋不顾身，门窗并用，抢登上列车，顺利奔向南京。在南京总统府大院，平津、山东同学目睹了蒋介石消极抗日，口喊“抗日不到最后关头”口号，把枪口对准爱国同学，强令押送回乡的丑剧，平津、山东爱国青年学子，在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怀着满腔悲愤，返回故地。

宋步云和王式廓、王仙坡心潮难平，又奔到南京艺术学院，求见心仪已久的艺术大师徐悲鸿，寻求救国之路。无奈徐悲鸿届时不在南京，他们怀着一颗冰凉的心，悻悻归鲁。

二、南下杭州

1931年，宋步云和王式廓、王仙坡毕业于爱美中学，相携步出山东投考“北平京华艺专”，同被录取。在北平，宋步云举目无亲，经介绍暂借一家高姓有房屋的富裕人家。高家祖辈曾任清朝高官，掌管财政和建筑，为修建颐和园立下奇功，在南城有连片的四合院房产。清朝败落之后，高家两代后人不做官、不务商，经多年为接济贫困民众，出手房产，所剩只有一个大院数栋木楼。宋步云入住高家南楼，当时一心忙着备考，难得下楼。经常来探望的是房东的儿子，而其妹年仅13岁的高淑贞，北京女一中二年级学生，每日下课后，也登上楼来站立在宋步云的画架旁，专注地观察宋步云作画。后来，她竟与宋步云、王式廓、王仙坡一同考入北平京华艺专，入国画系。宋步云三人读完三个学期后，南下杭州，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7岁的高淑贞在京续读一年之后，南下投考“杭州艺专”，入国画系。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宋步云、王式廓和王仙坡三人心仪已久的艺术天堂。在法国、德国留学5年归来的中外驰名绘画艺术家林风眠，1927年经当时膺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推任为“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校园设在风景迷人的西湖孤山，林校长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支生气勃勃具有开拓精神的师资队伍。建院“组织法”明文规定：本院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林风眠苦心耕耘，使“杭州艺专”形成自具特色的艺术院校。是当时我国学制最长的(五年制)高等艺术学府，尤其重视基础训练，提出：“素描即是造型艺术的基础”。林风眠力主并身体力行启发式教学，他自己在课堂上反对“手把着手”教，他重启发，重引导，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去实践，总结经验。“摆脱古今中外艺术程式，创造具有个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新艺术，是杭州艺专对师生的要求”。它的口号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具体措施之一，就是把国画、西画合并为国画系。中西合系是林风眠的创造”(注：郑朝：《一代宗师——林风眠》)。

《杭州艺专》在林风眠校长办学方法指导下的出色成果震动南北学术界(也受到保守派的攻击)，这是诱得宋步云、王式廓和王仙坡这些追逐先进、拼弃保守的青年美术学子，由北平“跳槽”南下的根本原因。宋步云在林校长教学课堂上，心领神会，身体力行，素描、绘画大有长进，飞速进步。

在李苦禅先生教授中国画课堂上，崭新的教学模式，令学子们轻松愉快，欣然参与，教与学成为一体。

苦禅师出身贫寒，青年时期由故乡到北京，白天拉洋车，挣钱作学费，夜晚登齐白石大师府上学画。他的勤苦治学，感动了白石师，收他为第一个入堂弟子。林风眠曾对他聘来的第一位国画教授苦禅说：“我为我的学生们庆幸，我以为李先生不光教授他们绘画，更要您以当年的苦学精神影响他们，这是我千里迢迢请您来任教的良苦用心啊!”苦禅不负期望，他讲授中国花鸟写意画、讲授人物画，受到学生们的深深喜爱和敬佩。取得轰动校园的效果。他自幼习过武艺，在讲人物画时，边说边做示范动作，他习武的架式，自然生动地显现出来，引得全课堂上学子们欣喜万分，为看清苦禅以行体展示的动作，后排的众学生登上座椅，看得明白，听得入神时，竟在笑声中椅倒人落地。登时，课堂呈现一片和谐欢笑声。

那时，在“杭州艺专”校园内，活跃着以地下共产党员房士圣为首，宋步云等骨干分子组成的抗日青年学生秘密团体。他们以日益增长的力量，影响着校内的青年和学生。李苦禅得到房士圣、宋步云同学们的信任，他侠肝义胆，不避风险，把自己的居家作为掩护、活动基地，召开小型秘密会议，保存传单、文件;甚至为秘密组织出谋划策，开会时放风、站岗。一次，学生组织在教室举行全体会议，被特务分子包围得无法脱身，路经窗外的苦禅师见此危情，不顾个人安危，端着水杯，提着教材，坦然地进入教室开始讲课。把闯入室内欲动手擒人的特务分子怒斥出门，挽救了即将落入敌手的革命青年。

高淑贞考入杭州艺专国画系，师从吴大羽教授。这位林风眠巴黎海外艺术运动的伙伴，以他丰富的艺术教学经验，对外观上柔弱文静的女弟子，给予了重量的学习任务，她竟以顽强毅力完成了严格的素描教学计划，由衷地感到自慰，并永志恩师的厚情。

在抗日热潮中，中国大地上，院校师生以文艺为武器，唤醒群众，与入侵之敌日寇作斗争，纷纷成立戏剧演出团、队。“杭州国立艺专”的业余剧团，有位热心的组织者、有才干的编剧和导演，他是北平艺专的优秀毕业生，林风眠南下建校的得力美术教学骨干之一——李朴国教授。在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南北大地之际，他组织起“杭州艺专”校剧团，并火速地组织了数台校园戏剧演出，十分轰动。在剧团缺乏青年女演员之际，他喜出望外地发现国画系女学生高淑贞。他先在校剧团排演的古装戏《西施》中，委派她饰演了两个配角，一举成功，之后委以重任，在他自编自导的直接反映抗日现实题材的话剧中，扮演一个勇敢参加抗击日寇的、在与鬼子兵直接作战中英勇牺牲的姑娘。高淑贞的表演，取得了良好的舞台效果，引起广大观众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仇恨。高淑贞也受到一次深刻教育。“杭州艺专”的这台戏的演出，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效果，校领导在社会呼声中，欲罢不能，只得顺应形势组织了多场演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宋步云眼看高淑贞在演出中，显露才华，心中体会到幸福和激励。一次，在演出散场之后，在月光下，他携高淑贞散步西湖桥畔，他对向来以小妹相待的高淑贞表达了爱情。以湖水为鉴，明月为证，以长长的初吻，将已久存于心中的爱凝结在一起，誓愿生死不离。

三、 东渡扶桑

1934年秋，宋步云携高淑贞赴日本留学。在《杭州美专》最后阶段，以地下党员房士圣为领导的学生抗日组织，遭国民党特务分子严密监视，并屡屡下手欲将之一网打尽。在校内被群众誉为抗日“四大金刚”的房士圣、宋步云、王式廓和王仙坡四位出身山东的胶东青年，处境极其险恶。由于校方和爱国师生的保护，才幸免落于敌手。房士圣最早离校秘密赴延安;王式廓和王仙坡已先一步分道出国日本;宋步云和高淑贞东渡日本，于当年考入东京日本大学艺术系。

宋步云入东京大学艺术系后，愉快地得知他的指导老师中村研一先生是法国著名雕塑大师罗丹的亲授弟子，是当今日本的著名油画家和雕塑家。宋步云还欣喜地得知中村先生不喜欢当时流行的抽象派艺术，要求自己的门生，艺术上走现实主义路子;传诵他在教学上对绘画的形、光、色都有严格的要求，并要求真实地反映绘画对象的质感和动态;强调必须以充分的感情表现物体内在的活力，等等。总之，这些信息都使宋步云感到欣喜和幸福，他对高淑贞说：“我们是三生有幸啊!”

宋步云在中村教授的严格悉心指导下，绘画课成绩有飞速进步。这令中村对来自邻国的学生有了信心。宋步云对绘画艺术特质的敏感，对掌握艺术表现技能的强烈追求，使中村对他的中国学生的教学赋予了由衷的热情和信心。

高淑贞以踏实努力、刻苦精细的学习态度和作风，坚持埋头画素描，赢得中村研一先生的格外垂爱和关照。她的温柔温良品格，与当时日本妇女的作派十分相近，也是受到日本教师和同学广泛喜爱和尊重的原因之一。

宋步云和高淑贞在东京留学期间，恰逢东京频频举办世界各国的各个时代、各种流派的绘画原作展览，盛况空前。他们绝不放弃“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尽管他们的学习、生活费用极其困窘，平时也省吃俭用，今天又挤出些油水购买画展上售出的各种参考书籍和绘画用品。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不顾劳累，参观了古希腊的绘画作品展;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作品展;以及不断展出的各时期世界流行的“古典主义”、“写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野兽派”、“立体派”等画派的作品展览。他们深深地感叹说：这就如“走万里路，读万卷书”，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宋步云留日学习三年，寒暑假期，他都携带高淑贞会同肖传久、王仙坡以及于冲、秦威等中国同学，走遍日本岛国的各地海滨，作水彩写生，留下了大量的画作和资料。宋步云迷恋日本各地海滨的美丽多姿，多次向高淑贞以及中国同学们流露：毕业后暂留居日本，绘遍各地海滨美景后，再归祖国。他的这个美梦，被日本军阀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打得粉碎，成为终生憾事。

在东京学习期间，高淑贞被聘为中国留日同学剧团的演员。该剧团由梁延武、陈北鸥等中国爱国留学生发起组织，并得到当时流亡于日本的郭沫若先生任指导。当时正积极筹演中国当代话剧《五奎桥》。这部由革命剧作家洪深作为1930年的《农村三部曲之一》的话剧，反映江南农村乡民对乡绅地主造桥隔断田水，使乡民稻田受灾，颗粒无收而奋起反抗的故事。剧中仅有的青年女性角色“珠凤”选中由高淑贞扮演。高淑贞的表演受到剧团业内同志和广大观众的一致高度评价和喜爱，以致出身山西名门的梁延武导演，恳切动员她放弃美术，从事戏剧表演，以人尽其才，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高淑贞都不为之所动，决心不在动乱年代与宋步云人分两地。

《五奎桥》的演出，受到郭沫若先生的肯定，誉满东京的中国观众和日本朋友。东京警视厅当局更对这出反映当代中国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充满革命斗争精神的戏剧演出，以及在日本军阀正在向中国内地发起大规模战争之际，在东京演出这出中国农民反抗统治阶级的、充满革命斗争内涵的戏剧的深层内涵有明察警觉，他们对剧团和演职人员，放出了耳目，伸出了黑手。

日本军阀当局，在对中国华北发动“七七事变”前夜，东京街头把侵华战争的疯狂叫嚣、战争挑衅表演得淋漓尽致：血腥的战争煽动标语，贴满街头、商店和电车上，日本浪人持棒在街头随意殴打中国侨民和留日学生;日本战争狂人在各处疯狂叫嚣，煽动战争口号。一时，东京街头战争贩子的喧嚣声、鼓噪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东京警视厅终于向中国留学生“亮相”了。对宋步云、高淑贞、王仙坡和杨太阳、于冲、秦威等中国留学生摆出森然恐怖、杀气腾腾的架势，审问中国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面对这群疯狂的战争贩子，以铁一般的团结、沉默着、对抗着，他们心里清楚，警视厅手中没有任何罪证作为审讯的理由，如果说构成调查的理由，也只有高淑贞、宋步云、秦威等同学参加了《五奎桥》的演出活动。但法西斯强盗们决计要撬开中国留学生的嘴，以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对此，宋步云代表中国留学生，坚决地回答道：“对警视厅今日的作法和说法，我们表示强烈的反对。”

时隔不久，中国留学生更以坚决的行动，给警视厅做出了回答：他们于日寇在我国华北发动“七七事变”前后，相继回到祖国，以各种方式参加了抗日战争。

四、 步云小画室

当年，日本东京大学是不给外国留学生设宿舍和画室的，中国留日学生按习俗利用学校附近的民建出租的，每间约20平米的木结构画室兼宿舍。

临近归国，宋步云的小画室几乎是彻夜通明。主要把已接近完成的大型油画《流亡图》抢着收尾，这是一幅以“九•一八”事变，日寇入侵我国东三省，给中国人民群众造成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悲惨灾难为题材，表达了作者控诉日本军阀野蛮入侵中国的爱国主义情怀，体现了青年画家崇高的民族气节，深蕴着揭露、控诉日本强盗发动侵华战争的深刻主题，表达了当代艺术的最强音。

《流亡图》的创作即将搁笔之际，中国留日同学好友：肖传玖、王仙坡、秦巍、杨太阳和于冲等同学，不请而至。他们为宋步云创作成功兴奋、自豪，也提出加工、改进的意见。同时众口一致为不能把《流亡图》带回祖国而感到郁闷。

出人意料的是，闻讯踏夜色来敲宋步云画室门者，竟是既陌生又熟知大名的、众人久已敬仰的江西画家傅抱石先生。他是在宋步云归国前夕，来与之结缘的。宋步云久已仰慕傅抱石自幼学画，博学厚积，深得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器重。宋步云说，虽未谋面，诚以师长敬佩于心。傅抱石高度肯定步云在日本学习成绩，盛赞《流亡图》的创作成功和作者的胆略。傅宋二人相约归国后自有天长地久的交往。此次异国相识，深夜叙谈，是他们终生为友的开端。

五、“《流亡图》由我来保存”

据传，日本老师，不论名望高低从不迈进外国留学生的居住地，好似这已成为一则不成规则的法规。但中村先生竟一反常规，乘夜色独自来到他的中国学生的小画室，在中日两国将成为交战敌国，战争在一触即发的时刻，宣布他决定为他的中国学生保存油画《流亡图》。

宋步云在最初构思油画作业《流亡图》的创作设计时，向导师做了较详细的汇报和说明，得到中村师的首肯。当时，已出乎宋步云的意料，《流亡图》的根本意图在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罪行，这是师生二人都明确的;今天，中村研一师趁夜色独自到来，仔细审谈《流亡图》的完成品，他神色严肃庄重。最后，他字字清晰地道出他阅后的结语，认为《流亡图》成功地体现了作者的原创构思，造型简洁，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画面的合理布局，鲜活地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思想。说到此，他才显露出一丝轻松的笑容，不乏幽默地说：“宋君，那只犬，丧家犬，设计得很聪明，它加强了图画的主题思想!”

最后，中村研一深沉地通知宋步云说：“你画的水彩《夏之晨》已由校方收藏。其实，你知道我也很喜欢它：画中呈现出麦熟季节温暖的氛围，表现得相当充分”。最后，他再把目光转向架上的《流亡图》，语速缓缓地说：“这幅大画，就由我来保存，你们是很难把它带回中国的”。临离开小画室，他又回头深沉地说：“请相信，《流亡图》它将与我同在”。

宋步云带回祖国的只是《流亡图》的一张小小黑白照片。“二战”结束后，中村研一先生和《流亡图》皆无音讯。宋步云深知先生为保存《流亡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宋步云一生不忘中日两国师生情谊。

六、 回国抗日

宋步云、高淑贞结束了自1934年至1937年6月在东京的学业，于“七七事变”后由日本乘俄罗斯“皇后号”客轮渡海回到祖国，重返杭州，寻找母校旧址，不料人去楼空，花园草地荒芜。得知林风眠校长在“七七事变”后不久，日寇在杭州湾登陆，杭城危急，他毅然率领全校师生，仑皇辞别了西湖，弃下以心灵创建的校园，登上自钱塘江西去的木船。

宋步云和高淑贞到达武汉时，武汉三镇已是北平、天津和南京、上海等中国南北各大城市的抗日爱国知识分子的集中地。他们骤时被大武汉的抗日热潮所吸引。“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空前高涨的抗日热情。中国军人血染卢沟古桥，拼死杀敌，揭开了全国各民族抗日救国战争的序幕。

此时，他们熟知的郭沫若先生已由日本归国，在武汉。在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领导下，出任“三厅”厅长。宋步云毅然报考教育部宣传团，被顺利录取。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画的绘制工作，发挥他的特长。

原“杭州艺专”的李朴园教授，愿以他热爱的演剧事业作武器抗日报国，他在武汉招兵买马，积极组建充实抗日演剧宣传队。他闻讯高淑贞从日本归国，从驻地梅林寻踪赶来动员她加入演剧队。不料，高淑贞却坚辞了他的好意，她顾虑在战乱时期与宋步云服务两个团体，易于风流云散，难于重聚，谢绝了李朴园的好意。

在武汉失守之际，宋步云、高淑贞随驻武汉机关撤离，逆江而上，暂落脚重庆沙坪坝，待机入重庆大学艺术系续读。但是，又谁能料到一段曲折苦难的遭遇在等待着他们。

七、陈之佛的援手

宋步云在沙坪坝租居一家豆花店的二楼的一间小屋，楼下豆花店门市整日生意吵人;楼上，老板的两房老婆整夜争风吃醋闹个不休。宋步云、高淑贞度日如熬煎，无处躲避。复学、就业皆无音讯，生活日显拮据。宋步云内心焦虑，他担心身体瘦弱的高淑贞由此健康难保。

国画家陈之佛先生，时任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他早出晚归，渡江来去，极少在街面上滞留露面。因此，虽与宋步云隔一条路面相对而居，但从未晤见。但陈夫人常常在街上相遇高淑贞，只见她入住沙坪坝以来，日渐消瘦，有时看到她手中提着几棵青菜和三两个萝卜土豆，一片怜悯之情撞击着她的内心。她常与高淑贞攀谈几句，关切之意随之流露，频频请她过街到自家玩耍、吃饭。久之，陈之佛了解到宋步云、高淑贞与他同是先后留日归国的学子。为解决他们的生计，他经多方联系，力荐宋步云担任“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讲师，教授水彩画。

宋步云在倍受失业煎熬之苦，举目无亲，走投无路之时，感谢并接受陈之佛先生的帮助，出任教职，踏实认真教书。宋步云到校虽人地生疏，但他人品端正，工作出色，被校方重视，委以重任：兼任《抗建通俗画刊》美术编辑;同时，他又热情地会同刘铁华、王琦诸同仁共同发起“中国木刻研究会”，并任理事。他利用课余时间，热情地进行美术创作，在《抗建通俗画刊》等西南各地报刊上，不断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题材的木刻和绘画作品，为抗日救国事业做了广泛宣传。

八、生活的苦与乐

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位于距重庆市约50华里的渔洞西镇上，当时该地与重庆市两地尚无公共交通，宋步云只能骑自行车来去。清晨，他踏着露珠50里去;黄昏，他追着西下的落日50里归。不惧风雨阴晴、道路泥泞。只是常常牵挂着体弱的高淑贞，整日无人照顾。她只会土豆白菜一锅煮，蒸一锅当时供应的带着谷壳的难以下咽的米饭，她不能适应大西南湿热的气候，更惧怕敌机飞临上空，空袭警报吓人的怪叫声和日本敌机空中投弹的爆炸声。此时，她就抱头，穿过街，跳进张东礼老先生家的防空洞。

张东礼，山东胶东籍商人，是宋步云父亲的至友。这位具有山东大汉爽朗侠义秉性的乡亲及其一家，对宋步云、高淑贞给予了至亲照顾。1937年末，他们清扫出自家的一间居室，给宋步云、高淑贞完了婚。

宋步云和高淑贞婚后两年，一个头生女儿降生。又是张东礼老夫妻俩缜密思量，周到安排，坚持在他家里设产房、坐月子，以就近给母女汤汤水水的照应。助产医生是“南开中学”的校医、宋步云的表嫂。

高淑贞生了一个胖女娃。骑自行车急赶到家的宋步云，一见他的白胖女儿，出口就给她起名为“宋高坪!”

但又谁能料到，两年后高淑贞生第二胎时，却是一场凄惨的悲剧。由于西南大后方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区，长期群众日常需要的物资供应不足，特别是关系民众温饱的粮食极其缺乏，且质量极差，能够得到的限量大米、谷壳不净且发霉，难以下咽。高淑贞怀孕时，又患痢疾，久治不愈。这个男婴出生于盛夏，因母亲极度缺乏营养，滴乳不下，所幸同一产房的年轻母亲奶水充足，自家的婴儿喂饱后，她慷慨地把高淑贞的男孩抱在怀中，让他吮个饱。数天之后，母亲与婴儿出院，高淑贞每日清晨购一袋鲜奶喂她的男婴，吃一、二次到中午之后因为没有冷藏设备，早晨的鲜奶已变质，只能以水代奶给以充饥。新生儿饿得啼哭了几天后，高淑贞眼睁睁地看着儿子死在自己怀中。

在这困难的时候，陈之佛先生再伸援手，1940年宋步云进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水彩画教学工作。这是宋步云从日本归国以来梦寐以求的岗位，他认真教书，同时全身心地投入美术创作的实践。在整个抗日战争持久阶段，西南大后方物资条件极端匮乏，人民生活极端困难阶段;家庭生活陷入空前贫穷时期，宋步云从未灰心丧志，一往向前，以自己的坚定信心，影响着病弱的妻子。在工作重任第一之下，奋力提高自己的绘画水平和教学能力，以报效祖国。

宋步云调入“中大艺术系”后，一家人迁入学校农场山坡上一个废弃旧碉堡里居住，这是个上下两层，直径一丈多、四面透风的庞然大物。宋步云是个擅长动手的人，他心灵手巧，能拿起全套木匠活。为了完成这个碉堡改楼房的工程，他请了一位工匠，二人相伴，工程赶得相当快捷、顺利。宋步云把碉堡设计为上下两层：上层为卧室，下层作炊事、起居用房。因为“碉堡”在野山坡上，为防野兽出没伤了妻子、孩子，宋步云又砍来些树枝，围起一个密札牢固的柴院。借此，又利用零碎木料，为自己做了一批画框，上了油漆，以备将来能派上用场。

高淑贞产后失调，体弱神衰，宋步云嘱她千万注意女儿在荒野山坡玩耍，警惕受野兽的伤害。高淑贞眼见山坡上旧碉堡变成了温暖的家，使她在愉悦中得到心身康复。这使宋步云得以轻松地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

宋步云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后，发生了一件他久思瞑想的事情，他从日本回国后，心里一直装着寻找傅抱石的念想，企盼早日相会，实现在东京分别时的匆匆约会的宿愿。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日他们竟在学校楼道里相遇，这是宋步云入重庆中大艺术系紧接着发生的第二件喜事。傅抱石高兴地说：“在东京的话题，由于步云兄仓促归国，只说了个开头;现在面面相对，近在咫尺，定要说他个地老天荒了”。宋步云紧抱着傅抱石的双肩，心潮澎湃地说着：“地老天荒，地老天荒……”。此后，他们过往甚密，只因傅兄住歌乐山，他此时还兼任郭沫若先生的秘书，离校较远。因此，傅抱石每周三次课后，二人在宋步云的“碉堡”相会，谈天说地;有时，宋步云也去歌乐山上看望远居歌乐山的傅抱石兄嫂一家。每次他们相聚于宋氏碉堡楼里，傅宋二人促膝交谈，欢乐无尽，做饭烧菜的任务，势必落到了一向不精于炊事的高淑贞身上。那时，正是抗日战争艰苦阶段，每周约有三次招待傅抱石下课来碉堡叙谈，高淑贞端不上酒菜，常常着急上火。但，无论饭桌上缺乏好酒美菜，傅抱石都毫不在意。傅抱石喜欢饮酒，宋步云起初只能浅杯陪饮。久之，宋步云的酒量不逊傅兄，畅怀对饮，借酒长谈，细细研讨画艺。只有高淑贞心里念着酒桌上缺乏助酒菜肴。也许天公有意，一天家里的狸花猫从山下叼来一只大白兔，从来不动刀的高淑贞把这只大白兔剥了皮，剁成块，红烧成味美的佳肴，当她端上桌时，使宋步云和傅抱石惊异不已。

傅抱石关切宋步云的近作，鼓励他的挚友要在油画、水彩画的基础上，拿起中国画笔，创造出不囿于传统中国画规范的创新国画。他说：“你的水彩画画得那么好，有国画的风韵，笔墨彩晕，与水墨画多么相近”。说得宋步云动了心，他并时常忆及战前在杭州国立艺专时听李苦禅老师讲课的内容和老师在课堂表演挥笔作画的情景。傅抱石见情大喜，他把宋步云所缺的宣纸、笔墨砚台等等全送到“碉堡楼”来，摆上了案头。

如是，宋步云开始执笔画山水，描日出日落，写长江两岸风采。久之，在中西艺术风格结合的探索实践中，聪明有悟性、又肯动脑、吃苦下功夫的宋步云的油画、水彩画、水墨画均有了长足的提高和进步。从宋步云遗留至今的油画精品如：《山城一角》、《竹楼》、《嘉陵江畔》、《葵花》;水彩画：《重庆雨中都邮街》、《嘉陵江风光》等;在水墨画《风雨孤帆》、《望江亭》等珍品中，亲切地、隐约地看出傅抱石当时画风的影响。这些画作，已成为宋步云和傅抱石深厚友谊的历史佐证。正是为此，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次战争，以及建国后他和家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灾难性的遭遇中，这批画作却依然保存得完整无损。这表现了宋步云和高淑贞以及他们的后代，珍视历史、亲朋友情谊至上、义胆侠肠的君子性情，高贵品德。

宋步云生前保存的从1942年~1945年间的他个人的国画作品有：《中渡口》、《石门》、《激流》、《蜀水艢林》、《风雨袭川江》等，画家以苍润的笔墨、浓重的设色，写尽巴山蜀水、山清水秀之美。从这个时期的山水画中，可以看出宋步云受傅抱石的山水画的笔墨情趣的明显影响。宋步云喜欢傅抱石用笔墨上的独到之处，他说：“他在用线上中锋笔触较多，线条强劲而有力”，从宋步云保存的这十几幅山水画上，看出他与傅抱石近似的风格，也看到了宋步云在西画写实基础上个人创新的风采。

十、良师益友徐悲鸿

1942年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徐悲鸿回到重庆。他于1938年至1941年应印度诗人泰戈尔之邀，远去印度并到新加坡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将卖画所得全部捐给祖国，支援抗日战争。回国后直到“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他一直住在重庆郊区嘉陵江北岸的盘溪，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并受命积极筹建中国美术学院。

徐悲鸿回到艺术系那天，受到师生的热烈的欢迎，同学们冲出课堂，燃放鞭炮，举行了热闹的欢迎仪式。徐悲鸿在围着他身边无数欢笑、蹦跳的师生们背后看到了站在远处眺望着自己的陌生人。傅抱石见徐悲鸿走向宋步云，他急步向前介绍道：“徐先生，这是新来的水彩画教师宋步云”。徐悲鸿向前伸手紧握宋步云的手，亲切问候、攀谈。诚恳、厚朴的作风使宋步云在陌生大师面前的拘谨一扫而尽，顿使宋步云感到如故友归来。徐悲鸿当即约请宋步云在当天晚上到他的宿舍与之长谈。

宋步云在全系师生欢迎徐悲鸿先生大会后，应约于晚上赴盘溪石家花园拜访徐悲鸿先生。他见到这位艺术大师只住一间不大的卧室兼作画室，室内有给学生用的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兼画案，两把滕椅。使宋步云惊诧这位国际知名艺术大师的居住条件何以如此简陋?!使他为当日上午在欢迎大会上向他提到自己全家住在废弃碉堡里一事而内心忐忑不安。

徐悲鸿仔细地看过宋步云带来全部水彩画，十分耐心详尽地为他分析、讲解了对画的意见，以及画水彩的要领。徐悲鸿说：“英国水彩画之所以誉满世界美术界，首先是因为伦敦多雾，适作水彩画。重庆的气候与伦敦很相似，一年四季都在雾中，极适宜画水彩画”。徐悲鸿鼓励宋步云继续画下去，他说：“画好水彩画必须掌握好水分，要色调透明，笔墨淋漓，景致概括，但不能失去真实感”。

宋步云铭记着徐师对自己的每一张水彩的评点，揣念着先生深刻的指教，离开了盘溪石家洞石家花园这所建筑在山上的居室。顺着一条青石板路，往前行数百米，有陡峭的数百级石梯沿山而下，直达嘉陵江畔。他深有体会地想，每日上下此山，徐师该有多么困难费力，何况他是个病弱之体呢!此时，他怀着对徐师的指教和敬谢深意，已忘记下山路陡，四处不见明灯指路，天上没有亮月示途，只凭着心里装着恩师热心的指教，飞步下了山，经陆路返回了驻地。

第二天清晨，高淑贞从“碉堡”二层下来，只见宋步云伏案熟睡，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补记着昨日徐悲鸿先生指教内容。

自此，宋步云更加勤奋，每晨必定去嘉陵江边观察晨雾彩霞，负荷躬背前行的纤夫，以及碌碌不停的码头搬运工人……皆笔录画册，印在心头。

徐悲鸿由盘溪到艺术系上课，每晨常先到江边散步，他经常与宋步云在晨曦中相会，驻步谈艺，漫步观景，细语砥砺艺事。徐悲鸿对比自己年幼十五岁的宋步云关怀备至，诲之不倦。他看中宋步云那些描绘嘉陵江的水彩，看中他笔下色彩与光的变化，鼓励指点他把嘉陵江风景画得更具特色。他边走边说：“在一个风景好的地方，可以画出许多好的画来，因为时间的不同，晨夕、风雨、阴晴等色调变了，画也就不同了;你站在一个地方，一转身画面又是一张新图象……”徐悲鸿先生的教导和友谊，成为宋步云艺术生涯中始终遵循的铭言和教诲。同时，宋步云每每想起首次与导师徐悲鸿见面时，自己就提起全家住在废弃碉堡一事，心里忐忑不安，不觉得一阵面热，更为自己增加了一份激励。

在徐悲鸿的关怀、激励和指导下，1942年至1944年，宋步云在水彩艺术上锐意进取，硕果累累。此后几年，他的创作时间表就是一份有力的佐证：

1942年，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举办《宋步云画展》。展出水彩画百例。其中两副优秀画作《都邮街》、《嘉陵江》完好保存至今。

同年，宋步云利用学校假期，到内江写生。他应当地主人热情邀请在城内举行水彩画展览。展出作品皆是本地风光和当地群众生活和劳动生产的生动写照，观众走进展室看到艺术家对家乡生活的艺术再现，乡亲们大喜不迭。他们感慨于亲眼看到艺术家对自己家乡的生动写照，说：我们的穷家也上了画，且如此的好看!在内江，宋步云幸会重庆国立艺专的教务主任、漫画家丰子恺先生，好友异地相遇，又同居一室。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展又与宋步云的水彩画展相怜的两个大厅展出，令宋步云格外的高兴，认为这是上苍给予的良机，乐得丰子恺作打油诗一首，以“天作巧合”命题以为纪念。

1943年暑假，宋步云冒着酷暑，背着行囊，攀上峨眉山旅行写生。时值山下气温忆高达摄氏40度，而爬到山顶则需穿棉衣、烤火盆。他真正体验到“峨眉人烟罕至”的境地。宋步云身伫峨眉山巅，远眺西康雪山，感怀写下“峨眉天下秀，步云独自游”诗句。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他山上山下、山前山后，绕山往返行走，写生作画14天。

下了峨眉山，宋步云由乐山脚下向南行，沿长江行程数百里，至长江源头的叙府。风餐露宿，费时一个月，苦了腿脚，饱了画囊。归来，在他的“碉堡”里，宋步云日夜整理画稿;为节省费用，节俭开支，自己动手自作画框，从数百幅水彩中，精选出百幅，在重庆举行了大型水彩画展。

当年冬天，宋步云再趁寒假，在已二次旅行写生的基础上，决定出行独游江津，沿途作画写生，最后又应江津地区政府之邀，举办画展，厅内又挂上了百幅新作。这次画展，同样是油墨刚乾，画彩喷香，受到广大地方领导和群众的喜爱。他们指点着画幅，点评着画家把自己的家乡的山山水水画得既真又美，连连称赞不已。

如是，宋步云数年内足涉巴蜀山川，把江山之美和人民群众多彩的生活景象，收入自己的画篇。

除了上述列举的大中型画展之外，还经常深入乡镇举办小型画展。他自觉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取于人民群众生活，植根人民生活，把自己的画作奉献给人民群众。他把画展所得全部捐给抗日将士。

1944年，山东遭受了巨大洪水灾害，这使宋步彻夜不眠，食不知味，“挂念着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为账济救灾，于是年春季举办了大型义展，展出了他数年来的全部优秀画作，将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家乡受灾的父老乡亲。此次画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受到重庆地区群众热烈赞扬和社会各阶层的高度评价。

义展第一天，徐悲鸿偕夫人廖静文来到中苏文协展览大厅，亲自主持画展的开幕式。尽管展前宋步云已把拟展的每张画作都已送请徐悲鸿师审阅过，但先生今天仍兴致勃勃地带领广大观众仔细观看画展的每幅画作，不顾劳累地对宋步云的画作的成功认真地说其成功之处，毫不避讳画作的缺陷和不足。这使广大观众从中深受教益，宋步云永远难忘。徐先生再次教导说：“英国水彩画驰名世界，只因伦敦多雾，人们常说‘雾重庆’，重庆四季都在雾中，作水彩画非常适宜，希望你多刻苦练习，争取在水彩画上更有独到之处”。徐悲鸿老师从与宋步云相识之初，曾对他做过深刻的指点;在江边之晨，曾对他做出永生难忘的教导。几年之后，再次提出要求和指点，使宋步云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和徐悲鸿先生的期望尚有很大的距离，需要百尺竿头再腾跃，不断奋力。

在画展上，徐悲鸿相中宋步云的两幅重庆风景水彩：《嘉陵江夕阳》和《嘉陵江纤夫》，并当即要定购下来。宋步云决意把该两幅画赠送给先生：“对先生的培育和教诲无以报答，谨以两幅小画聊表寸心”。徐悲鸿先生再三逊谢，最后表示待日后自己举办画展，请宋步云选两张留作纪念，这深深地感动了步云。师生的深情厚谊，使围拢在他们身边观众受到深深地感动，并情不自禁地热烈的鼓起掌来。悲鸿师和夫人，自始至终饱含热情，不知疲倦的认真地观看了全部展品，兴致勃勃地仔细品评了他的全部展品，兴致不减，自始至终，有如上了一堂艺术教学课程。

翌年，徐悲鸿在重庆举行大型画展，为践前言，他执意要求宋步去挑选两张画作留为纪念。但宋步云决意不肯接受，尽管徐悲鸿先生的画，任何一幅都是心中之宝。为此，徐悲鸿先生拿出一本锦缎面的精美册页，赠与宋步云，并在标签上写下“友声集”三个精美大字，又在册页中画了一匹奔腾的马。并承诺日后要携宋步云赴画家赵少昂先生府上请他也在册页上为宋步云作画留为纪念。画展大厅众观众为他们师生的深厚情谊给予热烈的掌声，久久围拢着表达深沉的敬慕的之情。

悲鸿师践约，在宋步云画展后不久，携宋步云赴著名画家赵少昂先生府上拜访了赵少昂先生。宋步云对赵少昂先生慕名已久，他是名画家高剑父、高奇峰先生的弟子，擅长花鸟、山水与草虫。他的作品有浓厚的岭南派特色，又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人们赞美他的艺术是“青出于蓝”。悲鸿师对赵少昂的艺术极为赞赏，曾作诗赠之：

画派天南有继人，少昂花鸟实通神。

秋风塞上老骑客，灿烂春光艳羡神。

赵少昂热情迎接了徐悲鸿师徒的光临。这次造访，是宋步云期待已久的向望。当即在宋步云携来徐悲鸿赠与之册页上挥毫画了一幅“飞蝉图”。

这些由宋步云账灾义展衍生发展开来的故事，记载了徐悲鸿和老一辈艺术家对青年画家的关怀和深情厚爱，对宋步云以极深刻的激励和终生的影响。

十一、吴作人的评价

1943年3月6日发表于《新蜀报》的吴作人先生对宋步云水彩画的评论文章，高水准地反映了艺术界、评论界的评价，集纳了艺术爱好者群众的心声。

艺术家吴作人以《宋步云的嘉陵江》为题，作出了精通的艺术论述。他写道：

“要实现自然间的韵味，水彩画是很能收到功效。而风格与内在情绪表现，还得作者的修养与其技巧的造诣”。

“我们随时可以看到水彩画，也有不少很熟练的，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满意这些画。为什么?恐怕一幅好画除熟练而外，还得能造出一个境界，而这境界并不是空中楼阁，任意捏造出来的”。“所以作者的观察能力是很重要的，能观察才能表现自然是如此的广泛，因为地域的不同，阳光的明晦，一切就在无穷的变化。要表现这种变化与不同地域的色彩之特征，就得先领悟了这些。决非在外面先走马看花，回家去‘闭门造车’，以曾获得的一套方法与公式，应用在任何环境上，任何题材上。如此画风怕会走到衰落的道路上去”。

吴作人从理论阐述入手，切题到宋步云的水彩画说道：“幸喜宋步云先生的水彩画正给了我们以真诚的感觉，地方色彩的表现极充分。宋先生画嘉陵江兼传其神态。我们虽未能见得李思训、吴道子的嘉陵江图，然论江山的云雾的气势，朝暮明晦的变幻，江岸滩头的各种景态，纤夫一群群的俯伏同行与逆流挣扎，搬运工人，小买卖者，芸芸攘攘。宋先生确不加自己的成见，客观地、忠实地描写，想来是不仅能无愧于古人”。

宋步云对吴作人先生给予自己的水彩画习作的评价和鼓励，如同徐悲鸿先生给予的指教，都是终生难忘的。宋步云崇敬吴作人有着丰富的学术经历，高深的理论和骄人的油画艺术创作成就。吴先生的高尚人品和儒雅风度都是步云仰慕已久的。他极其仰慕吴作人早年得到徐悲鸿先生的指导。1927年投身上海艺术大学美术系学习，以优异的素描成绩得到徐师的垂爱;1928年秋到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工作室旁听。1929年，吴作人因参加南国社进步活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驱逐出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为此在疾愤之余，极力鼓励并帮助他赴欧留学。1930年吴作人到达法国开始了他紧张、艰苦的留学生活;1930年5月，在巴黎自由画院、卢弗尔学校进修素描;9月，考入巴黎美术学校西蒙工作室;10月，考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被录取在该院院长巴斯天教授工作室;1931年暑期，以油画习作《男人体》获第一名，并获得金质奖章和桂冠生荣誉;1932年，在巴斯天教授工作室学习同时，吴作人在卢梭教授的雕塑晚班学习雕塑;1933年获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雕塑构图第一名;1935年吴作人在欧洲游学期间，先后赴德、澳、英、意等国，参观各大博物馆。于是年秋，得徐悲鸿函约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自此，吴作人边教学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他在徐悲鸿师支持下，曾于1938年组成“战地写生团”赴抗日前线战地写生。1939年，重庆举办“战地写生画展”，他以20多幅优秀画作参展。作为油画家，他以多幅油画，如：《嘉陵江石门》、《老农》等参加在美国巡回展出的中国画展。总之，在宋步云到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以来，在他心目中，吴作人先生此次发表《宋步云的嘉陵江》是对自己的字值千金的鼓励和鞭策。

宋步云与吴作人终生为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宋步云蒙受不公正待遇，但吴作人与之友情不更，相待如初，使宋步云心中如有一杯暖火不熄。

十二、布纹水彩纸

宋步云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重庆，物资条件极其困难，生活用品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如有一双巧手，事事能自力更生，是大有用场和方便的。能把碉堡变“楼房”的宋步云，在其生活遇到极端困难时，全凭其勤劳操持迎刃而解。1944年他举办为故乡山东账济救灾大型义展所需百幅画框，就是他自己亲手所做。在展览会上，这百幅展出品，从画作到画框，全受到知情同行的称赞。夸奖他木工手艺不逊于专业木匠，包括油漆手工;更令观众惊讶的是，他为了节约画框上的玻璃费用，也是用代用品：他以包装盒的“玻璃纸”做原料，以湿布擦过，绷到镜框上，湿气干了，平整如镜，省了大量的费用。

但是，也有宋步云做不到的事情。例如：水彩画纸。因为时处战乱，四川只有本地产品供应，众多画家已把手中原存的进口画纸用尽，以本地产纸画出来的作品效果极差，画家们叫苦不迭，无计可施，宋步云亦将从日本带回的画纸早已用尽。一次，宋步云在乐山半坡野外写生，引起上山下山的众多游客伫立围观。当画家搁笔时，观众为之精彩的水彩写生画作鼓掌叫好，不料宋步云却对围观者们讲述了他遇到的困难。他说：四川水彩画家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本地水彩画纸质量太差，画家的艺术技能不能得以完美的表现。为此，画家们叫苦不迭。

围观者中有两位文化人，听罢此言，向宋步云索取了进口纸和国产纸各一块小样，并诚恳地说：他们有朋友在造纸厂工作，想必能给画家们满意的答复。宋步云热情地给他们留下通讯地址，说：“等待着好消息!”

造纸厂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工人们，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宋步云深感水彩画纸对大后方画家太重要了，坚定了他成功的决心。他是一个有创造精神和动手能力的画家，他亲自承担了制造水彩画纸的重任，他每天到造纸厂，与工人共同研制，每造出新纸，他就作画鉴定，提出改进意见，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试验，又有画家的配合，最终造出了不逊色于洋货的布纹水彩画纸，让画家们喜出望外。他们以四川产的水彩画纸，描绘四川山川之美色，向四川造纸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表达谢意。从此，工厂和画界成了笃交至友。

十三、“寒窑”受命

1945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在本国领土上，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蒋介石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内战，妄图侵吞胜利果实，建立独裁政权，实行反动统治。人民群众希骥、期盼的胜利后的和平、光明没有出现，内战的阴影笼罩着大后方。

宋步云此时因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领导更迭，而遭失业，全家被迫搬离那所苦心营造在山坡上的“碉堡楼”，失去了栖身居所，迁居到重庆中一路山坡上的一所以竹杆和瓦片结构起的两间四面透风、下雨漏水的小屋内，临时栖身。此时，高淑贞已生育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又怀上了身孕，他们既没有积蓄，亦无点滴收入，四口人陷入贫困，生活在饥饿线上。此时，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原教职人员，大部已离散而去。宋步云深感如陷荒漠之孤雁，孤寂无奈。(宋步云一家在重庆1945年)

1946年春，出于宋步云、高淑贞意料之外，徐悲鸿恩师携夫人廖静文，在无任何地址和信息的情况下，踏破布履，寻到宋步云的竹屋，并带来意想不到的喜讯：徐悲鸿先生已接受教育部的任命，即将出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职。此次，他特地辗转寻到宋步云的“寒窑”，约请宋步云北上同去开创新局面，在北京创一番新事业。并拟请宋步云担任副教授，教水彩课;兼任庶务主任，代理总务主任，全权完成恢复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筹备工作。

徐悲鸿先生微笑着对宋步云说：“在建校之初，你此去肩上的担子不会轻松的啊!能者多劳吧!”

这天夜晚，徐悲鸿夫妇留宿在宋步云这所“寒窑”里，在煤油灯下，主宾四人，从重庆的初识，说到将在北平的合作，有追忆，有憧憬，直到鸡啼天明。

为让徐悲鸿、廖静文安歇在四处透风的小屋内、粗茶淡饭相待，使在注重礼仪、讲风尚的家庭中长大的高淑贞，表面上虽少言寡语，但内心疚歉之情，终生难平。她从“碉堡楼”迁移至中一路小竹屋，为安土重迁，一直内心郁闷，局促不安，歉疚自己没有能力相帮丈夫一臂之力，特别今朝又让贵宾受了委屈。但徐悲鸿夫妇安之若素，毫不介意，都给高淑贞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和敬佩之情。

徐悲鸿夫妇于炎阳似火的七月，乘江轮离重庆经南京赴上海。在沪上他们看望了众多老朋友，并专程赴郭沫若府上拜望。在郭府，幸遇周恩来先生，令徐悲鸿夫妇感到格外的欢喜和欣悦。周公听说徐悲鸿将赴北平上任，兴致勃勃地说：“好呀，应当去!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NextPage]

徐悲鸿在上海期间，老朋友们对他北上赴任众说纷纭。有人劝说：当时国共谈判已陷于破裂边沿，不宜北行;又有人说：南京是国民党的首府所在地，是政治文化中心，作为一个著名画家应立足南京;还有人肯定地说：北平是国共两党、两军必争之地，战火必先燃烧于古城，何必飞娥扑火。多人倾向徐氏夫妇应留南京，以观战事演化后果。

会晤郭沫若、周恩来之后，徐悲鸿不顾身患重疾，急需治疗静养，决然即刻北上，重任在催促召唤他速速进北平，将重担肩起来啊!

徐悲鸿、廖静文由南京赴上海之前，因悲鸿身体欠安，由廖静文代笔，给尚滞留在重庆待命的宋步云写信说：

“弟已接受教育部聘任国立北平艺专之职，拟请吾兄相助。如蒙允可，敬希即可设法启程，以便进行复校事宜。弟将偕吴作人先行赴京”。

宋步云是个做事麻利、急性子人，他迅速清理了行装，将家眷暂留重庆，匆匆赶到北平，准备好迎接徐悲鸿一行的到来。此时，高淑贞的舅舅一家已迁居北平北城古楼舅妈的娘家，宋步云返京随淑贞母暂借住于此。

在北平，宋步云又接到徐悲鸿的信函，这是徐悲鸿、吴作人等六人已定购好由沪至秦皇岛的客轮票之后寄发北平的。信中写道：

步云吾兄惠鉴：得手书欣知已抵北平，我等六人将于二十四日晨乘船至秦皇岛，二十六日夜约能抵北平，至迟二十七日必能到达。请兄设法至王府井梯子胡同一号询盛成先生得一暂时落脚之处，我一到秦皇岛即电，兄来车站一接。又，寿石工系我老友，也校中将来同仁，请告其一切，并求彼相帮，觅临时住处。寿石工先生住西安门外迤北黄城根十八号”。

此颂 近安

悲鸿 白

内子附候

七月二十一日

按照徐悲鸿的信示，宋步云寻到寿石工先生，为徐悲鸿一行安排了临时住处。1946年7月31日，徐悲鸿夫妇和吴作人先生一行六人安抵北平。

旧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位于北平东总布胡同10号，校舍是幢规模不大的灰色砖楼，简陋且很狭窄，教学设施匮乏，校园里显得死气沉沉。

徐悲鸿对旧北京国立艺专是有深切了解和认识的，他曾在这所学校有过难忘的遭遇。1924年徐悲鸿在法国学习绘画艺术8年，回到祖国。1929年9月，由蔡元培推荐受聘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当他只身来到北平，这个“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充满文化气息的古城，从他1919年离开，已经10载逝去，为何从政治上、学术上仍如10年前那样反动和陈腐落后?

北平艺术学院当时在教学上同样是顽固守旧的。徐悲鸿面前严酷地摆着两条道路：要么稳稳当当地拿一个月五百元的院长薪金，随波逐流;要么逆反潮流，走田汉所提倡的现实主义道路而承担去职的风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北平艺术学院大胆地提出了革新主张。在美术方面，他强烈地贬斥了那些复古主义者，抨击了那些毫无生气的八股文人画。“他提倡师法造化，提倡国画的革新，号召学习西方一些优秀的技法，使之和中国民族绘画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创造出新颖的、有真实感、有生气的中国画”(注：廖静文：《我的回忆，徐悲鸿一生》第100页)。在用人方面，他也不墨守成规，他赞赏齐白石在中国画方面的高深造诣，亲自去请他担任北平艺术学院教授。徐悲鸿的一系列改革，遭到了当时保守派十分嚣张的反对和破坏，徐悲鸿感到孤掌难鸣，拂袖而去。17年过去了，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人民民主革命斗争的兴起都给艺术教育战线的斗争提供了广阔的背景。[NextPage]

徐悲鸿先生来北平前给吴作人写信说：“我准备办一所左派学校……教务长一职非弟莫属”。同时聘请宋步云任副教授兼任庶务主任，代理总务主任。另外，他为北平艺专聘请了一批艺术上卓有成就，而思想又很进步的画家来校担任教职，如冯法祀、李桦、叶浅予、艾中信以及李瑞年、李可染、李苦禅、周令钊、董希文、王临乙、滑田友、戴泽、韦启美、梁玉龙等人。这是全国第一流的优秀画家、艺术家，他们是办好“北平艺专”的首要条件，这是徐悲鸿坚信不移的。

徐悲鸿特别聘请了高龄而有卓绝艺术成就的齐白石和黄宾虹二位先生担任教授，实现了他十七年前未完成的心愿。

十四、 艰苦卓绝的复校工作

宋步云受命只身由重庆赶赴北平进行建校的前期工作，是凭着对徐悲鸿先生给予他的信任和重托，怀着对艺术教育事业的耿耿忠心而来的。(图 宋步云于长城1946年)

是时，宋步云深知到北平重新创办“国立艺专”是有种种重大的艰苦难题横亘在他面前。首先是建校舍，为艺专教学营造良好的教学活动基本条件;第二，应为调进“艺专”的大量教师准备足够的居住宿舍，为南来北进的教师提供安居的环境，保证教学工作如期顺利行课，为徐悲鸿先生创办一流艺专打下必须的基础保障。

但是，当时批准在校尉营胡同建校的地皮，已被国民党驻军战区司令谭光南盘踞，用以他个人的养马场。当宋步云多次与之谈判，要求归还地皮用建艺专教学使用时，国民党军阀谭光南凶相毕露，掏出手枪直逼宋步云胸口，怒骂威胁道：“宋步云，你要是再来，我就毙了你!”宋步云毫无惧色地说：“我为艺术而死，死得光荣!”宋步云当场再次展示李宗仁、徐悲鸿共同签署的公文给他看，并义正严词地对这个反动军阀说：“我受李宗仁、徐悲鸿两位委托，代表‘北平艺专’收回属于‘艺专’的校产，是合理合法的正当要求;你枪毙了我，你能逃脱军法处置吗?你死的还不如我!”谭光南面对宋步云几次反复的讨伐，迫不得已缄口垂首坐到谈判桌前。宋步云与其经过多次反复斗争，夺回了校尉营校舍基地，才有了重新开始修建校舍的可能。宋步云清楚知晓自己的任务，首先要为“艺专”教学营造良好的教学活动的基本设施，包括教室、画室、礼堂、学生宿舍、操场等等不可或缺的场所;其次，必须应为从各地调进的即将来京上任的众多教师及其家属准备住宿条件。宋步云是一外来者，对北京政治斗争形势不熟知，对商界内情不清楚，对民情不通晓，这些难题都构成一个迷阵。之所以他能冲破众多难关，完成使命，是得到“艺专”校尉营校址近邻——北京协和医院众多朋友的帮助和指点。宋步云性情活络，为人热情，他交友从不以公款送礼、请客吃饭，滥用礼金，而以自己的精美水彩画联谊，感谢朋友的鼎力相助。

在新校建成前后，在开学前，大批由徐悲鸿先生批准聘请的教师进京时，宋步云已将分布于校址附近四处的如煤渣胡同、火神庙胡同、水磨胡同、罐儿胡同、以及洋溢胡同、东总布胡同、大雅室胡同、裱背胡同等等多处四合院房屋签租妥当，迎接各地应聘教授入住，也为大批学生入学准备好宿舍，为准时、顺利开学提供了保证，但唯独没有给他自己家属到京留下住房。当时宋步云住在洋溢胡同17号，与吴作人相邻，因房屋紧缺，他带一家人搬到鼓楼高淑贞兄嫂家借住，由此，不仅显示了他的社会工作能力，勤奋和旺盛的活力，还有他真挚诚恳和忠诚端正的品德。

由于工作需要，宋步云社会交往日益增多，接触中逐渐被活动在北平的地下党员、党组织所了解、认识。之后，经地下党钱开泰介绍参加了解放区冀热察平北分区行署蓝工武领导的地下工作。他被委派利用他的工作关系，去完成地下党的工作任务，以至委以重任，如传递情报、掩护被国民党追捕的地下党员等秘密工作。他曾借助与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与其他医院医务人员有深交之便，把被追捕的地下工作者掩藏在艺专或医院等处的地下管道、涵洞中，成功地解救了危急中的共产党员和地下工作者。宋步云在完成此类难度大、风险高的秘密工作上，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胆大心细，屡屡成功，受到地下党组织的信任。

在原艺专，有位日本著名反战画家矢崎千代二在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大批在华日侨纷纷返归日本。但这位著名粉画家却要求继续留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并将自己的画作全部捐给中国。最后，经教育部批准，留用中国。徐悲鸿到京后，亲自登门看望已年愈古稀、病卧不起的这位日本老人，见他半卧半坐坚持作画，由衷地称赞了他的坚强意志和高尚人品与他的艺术。嘱陪同来看望的宋步云经常代为关照，同时要求抗战胜利后仍滞留中国照料老人的两位日本女学生从多方面关照老人，矢崎千代二对此十分感激。一年后，矢崎老人病逝，他的弟子将老人部分骨灰留赠徐悲鸿先生作纪念，携部分骨灰于次年春季随最后一批归国侨民回日本国。宋步云不惧繁琐地完成了徐悲鸿的委托，执行了对日友人的政策。为此，他受到党组织和徐悲鸿先生的肯定和感念。

在复校工作中，无论是校务工作、教学工作，千头万绪，无尽无休。徐悲鸿由上海北上之后，拖着重病不顾，他事必躬亲。宋步云内心十分为他的健康担心，为减轻悲鸿师的负荷，他几乎每日在工作完成之后，必赴徐府汇报、请示工作。徐悲鸿怜惜宋步云终日以步当车，奔命于北京城内外，从不言苦、惧难。每每在说完工作，徐悲鸿挽留他共进晚餐，并斟以小酌慰劳之。此时，享受到徐师的恩泽、理解和支持，步云再苦再累、以及在社会上碰到的种种困难和辛苦，都烟消云散，不在话下。

“树欲静而风不止”，艺专经过严格的教学整顿后，负责教学的领导认为必须辞退一名曾“留学法国”的“教授”。决定即出，徐悲鸿立即遭到该“教授”的众朋友的围攻。其实，他的同党们也深知这个“留法”的国民党党棍，无任何能力任绘画课教授，他只不过是按插在“艺专”的一个“钉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