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风

　　摘要：关于陆机之《平复帖》，历来多有争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原帖释文、本帖作者、帖中关键人物之所存争议做了相关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点。期望对该帖之研究和学习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陆机;《平复帖》;释文;彦先;落款

　　一、关于《平复帖》释文的探考

　　西晋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之《平复帖》，凡九行章草书，计八十四字，牙色麻纸墨迹，奇古难以尽识。其墨色微绿，笔意婉转，风格质朴古雅，但笔力却如万岁枯藤。虽属章草而运笔犹存篆法，笔画少有波挑。据考证，《平复帖》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之美誉。因帖中有"恐难平复"的字样而得名。其为历代名家所推崇，帖上有董其昌、溥伟、傅增湘等多人题跋。米芾将其定为“晋贤十四帖卷”之一。宋代入宣和内府，宋徽宗题签并钤玺印。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代经梁清标、安岐等人鉴藏，由《清河书画舫》著录。后入乾隆内府，再赐给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忻所有，后又经溥伟、溥儒等人珍藏，建国后由张伯驹先生捐献故宫博物院收藏。《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等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2011年，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古代书法--草书》特种邮票1套4枚，其中就有陆机的章草书《平复帖》。

　　《平复帖》正如书画鉴定及收藏大家徐邦达所说"草法、文句，都很古奥，难以辨识"，刘涛则称"陆机的这笔草书，写得苟草，有的是当时的习惯写法，让后世书家难以释读，平添了一些神秘感。"。此帖在古时就以难读知名，似没有人对之尝试释文。明万历时的收藏家张丑在其所著《南阳法书表》和《清河书画舫》中均有著录。《清河书画舫》中对一般的帖都有释文，《平复帖》却没有。其后，张丑在其《真迹日录》中写道:"帖中如‘羸、难平复、病虑、观自躯体、闵、荣寇乱'等字，翩翩自恣。真有毕世临抚未能得其仿佛者。"仅列举了帖文里的十四字，是尝试对该帖释读的最初情形。因此，关于帖文内容，历来众说纷纭。限于篇幅，仅列举两种释文: 释文一为郑春松所释;释文二为启功所释。并附上原帖影印件。

　　释文一：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微居得病，虑不衍计，计已为苍。年既至男事复失，甚忧之。屈子杨往得来主，吾云能惠。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祭观，自躯体之盖如思。识黟之迈，甚执所念，意宜稍之旻伐棠。棠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释文二：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经长期临摹《平复帖》，认真研读、琢磨帖文字形及语意，并反复对比启功先生和郑春松先生的释文，发现二者皆有可取之处，但也都尚存不妥之词句，尤其在帖文断句方面，更是存在较大的问题。遂尝试剖析之。

　　帖文第一段(即述说彦先病情的一段)前八字“彦先羸瘵，恐难平复”，两者相同，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接下来八字，启功先生的识读为“往属初病，虑不止此”，而春松先生则释为“微居得病，虑不衍计”。我认为还是启功先生的识读更贴近原文，也更加合理。因为“微居得病”一说是没有道理的。众所周知，华夏历史上有很多世外高人，隐迹于山野、淡泊于名利，超然物外、逍遥自在。如南朝齐梁时期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家、文学家陶弘景，字通明，号华阳隐居，乃茅山派代表人物之一，隐世修道，年80始卒。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的隐士严光先生，刘秀多方寻访，许以高官厚禄而不从，归隐富春山耕读垂钓，年80卒于家，以高风亮节闻名于世。春秋战国时期的道教祖师、纵横家鼻祖鬼谷子，隐于云梦山采药修道，培养出了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等杰出弟子。可见，微居与得病不具备因果关系，微居不仅造不成得病，相反还能修身养性、得成大道。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春松先生是觉得启功先生的这一段释文在文理上不甚合理，而试图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这要将“往属初病，虑不止此”与后面的“此已为庆。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放在一起，整段进行合理的断句、解释才能得出较为完整的释读。综合两位先生的识读与释文，都存在某些字形识读不准确、断句不恰当、文理不通顺之处。其中，启功先生“虑不止此”的“止此”二字应该比较准确，但解释又不太准确，“止”在此处为动词，是阻止、抑制之意;而“此”是指“初病”，正如现在的止血、止痛、止咳等词类似。而春松先生的“衍计”应为误读，“衍”应该是顺应“计”字推导出来的。而启功先生的“此已为庆”的庆字按照帖文字形，应该是有误的。该字剥落并不严重，其字形春松先生识读为“苍”字，我认为是对的。而后面启功先生识读的“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一句中，“承”字应该是误读，春松先生的“年”是对的。年字后面一字是“使”还是“既”，根据帖中字形和笔势，查询二字历代草体写法，我认为还是“使”字较准确。下面一字，两位先生分别识读为“唯”和“至”，应该均属误读。从帖中该字字形、笔势来看，应该跟王羲之《十七帖》里的“其”字一致，应识读为“其”字。而“男”字后面一字，左边部首缺失、模糊，经仔细辨识，应该为“術”(繁体术字)。启功先生识读为“幸”字，而春松先生似乎均回避了该字。“术”后一字，春松先生识读为“事”，启功先生释文是“为”。经仔细辨识，觉得应识读为“乃”。后三字，我觉得启功先生的“前忧耳”的“前”字是误读，按帖中该字笔势，认可春松先生识读的“甚”字。忧字后面一字，我认为启功先生识读的“耳”是准确的，春松先生的“之”字应为误读。但笔者认为两者的断句都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而正是因为个别字的识读，尤其是断句的不恰当，造成语意不能通顺，给人强拉硬拼、凭空想象的感觉。比如启功先生对该段的解释：...以往初病时没有考虑到(病情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但还没有危及到生命,)这也算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有这个唯一能继承家业的男子，幸许能够(恢复健康谁也说不定)，前些时还忧虑着呢。其中凭空增加了许多帖文里所没有写的意思。会给后学晚辈的研读造成一定的困惑。我觉得，该帖虽然是1700多年前古人所写的东西，我们很难一丝不差地完全解读，但也应该尽可能的尊重原帖文，减少凭空加入自己主观想象的一些意思。总结该段叙述“彦先”的帖文，其较准确的识读和断句应该是：“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苍年，使其男术乃复失，甚忧耳。”。这段文字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彦先羸弱有病，恐怕难以完全康复了。以往刚得病的时候，没有太当回事，及时治愈。到了此时已经是苍华之年(即头发花白，人至中年)了，致使其男人应有的一些机能也失去了，让人甚为担忧啊。

　　帖文第二段(即述说“屈子杨”的一段)第一句，春松先生识读为“屈子杨往得来主，吾云能惠。”，而启功先生识读为“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除了“吴”字和“尽”字，我比较认可启功先生的识读。先说“吴”字，原帖里该字缺失很严重，但从遗留的墨迹来看，不太像“吴”字笔画，感觉(因缺失太多，也只能凭感觉了)更接近“巫”字的草书。至于“尽”字，原帖中该字虽有点模糊，但其整体字形、笔势依然能看出应该是“契”字的草体。如果识读为“吾不能尽”则让人感觉语焉不详，不知所云。你到底不能尽什么?是尽情、尽心、尽力，还是倾尽钱财呢?换言之，一个尽字在此是不能够表达完整、准确之语意的。而若识读为“吾不能契”，则语意就十分明白了：我不能与之契合，成为好朋友。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巫子杨以往(指在东吴之时)第一次来投奔我门下的时候，我不能与他相契合成为好友。注意，其中的“主”字是寄居于某人门下(做门客)的意思。如《孟子.万章章句》中记载：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译文：万章问孟子说：“有人说孔子在卫国时投奔、寄居在痈疽家里，在齐国投奔、寄居在宦官瘠环家，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不，不是这回事，是好事者编造的。孔子在卫国是寄居在颜雠由家里。”)...“弥子瑕(卫国宠臣)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译文：“弥子瑕曾对子路说‘孔子若寄居在我这里，卫国上大夫卿的位置就可以得到。’子路把此话告诉孔子，孔子说‘由天命来决定’。若孔子寄居在痈疽和宦官瘠环那里，便是无视礼义和天命了。...这个时期孔子正当厄运，便寄居在司城贞子家，做了陈侯周的臣子。我听人说，考察朝中的臣子，要看他所接纳的门客，而考察朝外来的臣子，则看他所投奔寄居的主家如何。”)由此我们再回到《平复帖》，可以想见，陆机作为江南士族的领袖人物，誉满天下，有学子慕名前来投奔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今无论屈子杨、吴子杨也好，巫子杨也罢，都是难以找到史料记载，只能看作是某个前来投奔的有志学子。下一句，启功先生识读为“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除了其中的“成观”的“成”字我不太苟同外，余者皆十分赞同启功先生的识读，而不同意春松先生的识读。因为仔细查看原帖字形，这个字应是山字头，中间一竖并非如草书“成”字的中竖贯通上下。而是由右边短竖斜拉向左又右回、绞转而下，这倒更类似“崇”的草体笔势。这一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到了洛阳后(请注意：临西应指由东吴西进来到都城洛阳。包括启功先生在内的其他学者基本都把“临西”解释为“将要西行的时候”，这其实是忽略了临字的词性和用法。临字作“将要...的时候”解释时,是介词，其后应跟着动词：如“临行”、“临别”等;而此处后面只跟了一个方位名词“西”，那么该“临”字就应该是其动词的意思，即“到达”、“来到”的意思。当然了“西”一字也有作动词的时候，但那只是在与“栖”字互通时的用法，而此处显然不是“栖”的意思。)他又来了，这次再观察他，发现他仪表威武、庄重挺拔，一举一动都给人气度不凡的感觉。当然这只是说其外表美了。接下来一句启功先生识读为“思识量之迈前，势所恒有，宜□称之。”，而此处春松先生的断句、识读笔者均觉得问题较大，其“自躯体之盖如思。识黟之迈，甚执所念，意宜稍之旻伐棠。”感觉比较乱，也与原帖字形不太相符，故不赞成。对启功先生的识读大体认可，但“势”字在原帖中为“执”，还是按原帖识读较好。“恒有”的有字，细看原帖，发现这个地方上下“所恒有宜”四字左边似都缺失比较严重，有字左边也似乎少了一个偏旁，若加上左边一竖道，此字就变成草体“后”字。“宜称之”中的“称”一字，仔细辨识、临摹该字，觉得应该是“稍”字。另外，断句方面也应做一定改变，方能使全句意思通畅。那么这一句综合以上所述，应识读为“思：识量之迈、前执所恒，后宜稍之。”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当然这些只是说其外表之美，)我是考虑到他见识和气量的超凡脱俗、对以前理想的坚定执着，后生晚辈中应比较少见(所以才接纳他的)。(文言文里‘稍’可同‘少’---编者注)”。帖文最后一句，我仍然比较赞同启功先生的识读“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只是其中的“夏”一字，我觉得明代书画收藏家、文学家张丑所识读的“闵”字更让人认可，因为：1)这个字原帖里未有剥落、十分清晰，应是草体“闵”无疑;2)在陆机兄弟的朋友里，刚好有一位同样是江南名士、当时“五俊”之一的闵鸿，吴广陵人。东吴被灭后，虽被西晋朝廷屡次征召，始终未接受。此人“少美文才，有‘南金’之誉”。因《晋书》及其他相关史书均未提及他的字号，我们姑且推断闵鸿字号为“伯荣”，也比凭空搞出来夏伯荣这么一个人来要更让人觉得合理。至于有人觉得启功先生识读的“荣”字应该是“棠”字，经查询唐代李怀琳《绝交书》、元代邓文原《急就章》等古帖里面荣字的写法，我觉得还是“荣”更为合适。那么帖文最后一句就应该是“闵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译文：因为战乱四起，我也探听不到闵鸿(伯荣)的什么消息。)

　　经过如此通读分析，《平复帖》全篇语言通顺，文理前后衔接，语意表达清晰，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疑惑了。总结后全篇帖文如下：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苍年，使其男术乃复失，甚忧耳。巫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契。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崇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量之迈，前执所恒，后宜稍之。闵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全帖译文如下：彦先(顾荣)体弱患病，恐怕难以完全康复。以往刚刚得病之时，因为大意而没有及时治愈。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苍华之年(头发花白的中年)了，致使他的男子特有的一些机能也失去了，让人甚感忧虑呀!巫子杨以前(指在东吴时)第一次来投奔我的时候，我跟他并没有太合得来(所以没有接纳他)。到了洛阳后他又来了，这一次我发现他比以前改变很大：仪表威武、庄重挺拔，一举一动都给人以气度不凡的感觉。当然这些只是说其外表美了;我是考虑到他见识和气量的超凡、对以前理想的坚定执着，后生晚辈中比较少见(所以才接纳他)。因为战乱四起，我也探听不到闵鸿(伯荣)的什么消息。(关于“后宜稍之”四字的释义，我在研究时发现，“稍”字在古汉语中有一个意思是指：官员的薪俸，那么这四字的释义也可能是：“而后应接纳他，为他提供薪俸”。此时“稍”字是名词作为动词使用---编者注)

　　二、关于《平复帖》是否为陆机作品、为何没有落款的考证

　　关于《平复帖》是否为陆机所作，历来也有过一些争论，但大多仍坚持是陆机之作。可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针对该帖为何开头没有提称语、结尾没有祝福辞和落款这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做过研究和解答。而笔者在支持这一观点的同时，针对此疑惑进行了一些考证。

　　宋徽宗赵佶作为皇帝虽然昏庸不称职，但却酷爱书画艺术。即位以后，在书画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他曾下令各地官员遍搜天下名书名画，并组织文人学士将宫内所搜集到的书画编纂为《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成为今天研究古代书法绘画史的重要资料。另外，徽宗本人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直到今天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我想，既然宋徽宗亲自为《平复帖》定名并钦定为陆机作品，将其录入《宣和书谱》，也绝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自古为礼仪之邦，书信来往也要讲究一定的格式才能不失其礼仪。如书信的开头一般要有提称语，如对父母师长所用的某某“尊鉴、赐鉴、道鉴”，用于平辈的“足下、阁下、台鉴、惠鉴”，用于女士的“慧鉴、芳鉴、淑览”等。而书信的结尾要有祝辞以表达对收信人的祝愿、敬礼或慰勉之意。如：恭颂、敬祝、即颂、顺颂、顺致等。那么《平复帖》为何一反常态，对于这些常规的礼仪都免去了呢?尤其是作为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而且其出身也是十分显赫--其爷爷陆逊为孙吴丞相，父亲陆抗为孙吴大司马，从小所接受的礼仪教育应该是非常严格的，这就难免让人更为感到困惑。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导致这种不符合常规的状况出现呢?咱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信件是在战乱四起，比较紧迫的环境下写的，且信件的接收人可能不是某一个特定人，那么免去这些繁文缛节倒也不是不能理解的。细看《晋书》，我们可以发现，陆机从东吴西去洛阳之后，西晋王朝确实大多时间处于战火纷飞的时代;而且《晋书》中所提及的一个细节，也让笔者对陆机此信的“违反常规”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晋书.陆机传》中明确记载：初，机有骏犬，名曰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摇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筩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当初，陆机养了一条骏犬，取名“黄耳”，陆机非常喜欢它。因为政务繁忙久未与家人书信来往，也不知家里情况怎样了，于是开玩笑地对黄耳说道：“我很久没有和家里通信了，你能否带着书信回去，再取回家里的回信呢?”。谁知黄耳果然似听懂了一般摇着尾巴汪汪叫着应答。于是陆机就写了书信装在竹筒里，系在狗脖子上。黄耳就沿着道路跑回陆机家里，得到回信再返回洛阳。从此以后常常以此方式与家里联系。那么我们就明白了陆机为何不需要遵循常规使用信首的提称语，也不需要在信尾落款了---因为黄耳把书信带回东吴家里，家人自然知道是陆机的来信;同时，这种普通家书，只是陆机和家人述说自己的一些日常状况、传达一些信息，到了陆氏家族，谁先看到“黄耳”，均可阅读然后在家族内传阅，那么也就是不一定给家里某一位特定人物了。

　　综上所述，正因为陆机有了这么一条传奇的“黄耳”，才具备了在战乱纷飞的年代与家族通信的便捷途径。据史书记载：“其间千里之遥，人行往返五旬，而犬才二旬余(人往返需50天，而黄耳只需20天)”，不仅说明了陆机“黄耳传书”的方便快捷，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该信札没有信首提称语，也没有信尾祝福辞和落款的疑惑。也更让我们有理由确认这封家书就是出自陆机之手，且应该是“黄耳”所传家书之中的一封。而后来“黄耳传书”的典故也被唐宋及其后很多著名诗人在诗词中提及或引用。甚至将“黄耳传书”、“黄犬寄书”作为成语来使用。如唐李贺的《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犬书曾去洛，鹤病悔游秦。”;宋代尤袤《全唐诗话·僧灵澈》:“青蝇为吊客,黄犬寄家书。”;苏轼《过新息留示乡人任师中》诗:“寄食方将依白足,附书未免烦黄耳。”;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不闻黄犬音,难得红叶诗”;元张翥《余伯畴归浙东简郡守王居敬》：“家信十年黄耳犬，乡心一夜白头乌。”。

　　三、关于《平复帖》里最重要的人物“彦先”是谁的考证

　　关于彦先是谁的讨论或争论，历来众说纷纭。但到目前为止，似乎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认定是启功先生所认定的江南名士贺循。但笔者经长时间认真仔细地研读《晋书》、《全晋文》等，认为帖中所提彦先并非贺循，而应该是与陆机、陆云兄弟感情甚笃的另一位江南望族出身的人--顾荣，顾彦先。理由现列举如下：

　　(一)启功先生和其他学者认定帖中“彦先”是贺荣的最关键理由是《晋书》等史书中明确记载了贺循羸弱有病。那么我们就来仔细研读一下《晋书》，看看贺循究竟得了何种“恐难平复”的疾病吧。《晋书.贺循传》中第一次提及贺循有病是：“赵王伦篡位，转侍御史，辞疾去职。”，那么何为“辞疾去职”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有病为借口而辞去职务”。那么第二次提及贺循有病是：“及陈敏之乱，诈称诏书，以循为丹阳内史。循辞以脚疾，手不制笔，又服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等到陈敏作乱，诈称有皇帝诏书，让贺循担任丹阳内史。贺循以有脚病为由推辞，他手不能控制笔，又口服寒食散，披散头发袒露身子，以表示不能再被任用，陈敏最终不敢苦苦相逼。”。可以看出，这次借口的疾病是脚疾，同时呢，手也不能握笔了，即使如此，他自己仍然觉得缺乏说服力，于是又故意服用了“寒食散”，披散着头发，袒露着身子，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起来他确实病得厉害，不能胜任职务。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确切地看出：贺循的所谓患病，其实并不是什么“恐难平复”的大病，而是诸如脚疾之类的小毛病，只不过被他本人故意夸大其词，采用手段让人看着很严重罢了。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陆机303年被杀害，顾彦先于312年去世，而贺循则是319年才去世。

　　再来看看顾荣，顾彦先。虽然《晋书.顾荣传》中没有直接描述顾荣有病，但是我们从顾荣与好友张翰的对话里却可以发现其患病的“蛛丝马迹”。东吴灭亡后，顾彦先与陆机、陆云兄弟一起到洛阳谋求发展。他经常饮酒酣畅，好友张翰劝阻他，他却对张翰感叹道：“惟酒可以忘忧，但无如作病何耳。”意思是：唯有饮酒可以让人忘记忧愁，但是对于发病却是无可奈何呀!这是对好友说的肺腑之言，由此看来顾荣也是有病在身的。对于史书明确记载的这个对话，其他学者或许是忽略了吧。

　　也许有人会疑惑为何顾荣有病却没有声张，只有至交好友知道呢?那只能说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那么对于自己患病的处置态度也会不同。另外，我们不得不说的一点是：在魏晋时期，名士以有病为由推脱官职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冒着很大风险的。如当年曹操做了丞相后，强行起用司马懿，并对前往任命的使者说：“若复盘桓，便收之”。意思是：如果他(司马懿)再推脱，就关押起来!又如贺循的父亲贺邵，身为东吴大臣，因刚正不阿受奸臣诬陷，后来患中风，口不能言。昏君孙皓又疑其托病去职，收付酒藏，穷加拷掠，并用烧红的锯子去锯他的头颅。贺邵至死未出一声，终遭惨杀，时年49岁。他死后，家属被流放到偏远海边。再如当时著名的“竹林七贤”之首嵇康，因追求个性解放、避世修身，不愿意出山做官为司马氏政权服务，从而年仅40岁便引来杀身之祸。当时钟会曾对司马昭说：嵇康是条卧龙，不能为我所用，则宜扼杀之。他不做晋朝官，则可能会去帮助毋丘俭(忠于曹魏的大将)。可见在当时的环境下，大臣称病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二)从顾彦先及贺循与陆机兄弟二人在洛阳共事的时间来探讨：东吴被灭(公元280年)之后，陆机兄弟与顾彦先于289年一起从东吴前往洛阳谋求仕途发展，同时进入西晋王朝的中央政府任职，显然彼此之间是过从甚密的。一直到西晋太安初年(公元302年为太安元年)，中原战乱频发，多灾多难，顾荣和戴渊等都劝说陆机先返回吴地，但“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后来陆机果然于公元303年就被诬陷，惨遭杀害。

　　反观贺循，虽然也是“字彦先”，但与陆机兄弟的交往远没有顾彦先密切。公元275年，贺循的父亲贺邵被东吴昏君孙皓杀害，全家被贬到海边偏僻之地。吴国被灭(280年)后，才得以返回故里--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其后在会稽郡(当时的众多小王国之一)担任阳羡县令、武康县令。“然无援于朝，久不进序”，也就是说因为朝中无后台，久久不能升迁。后来陆机曾举荐贺循说“循可尚书郎”，但很久之后才补召为太子舍人。赵王伦篡位(301年)后，任命为侍御史，称病没有赴任。到张昌(后改名李辰)起兵江夏(303-304年)、陈敏之乱(305-307年)，虽有任用，但都以有病为由推辞了。一直到司马睿(晋元帝)做安东将军(307年)时，贺循才上任为吴国内史。而此时陆机兄弟早已被杀害好几年了。

　　(三)细读《晋书》、《全晋文》等史书，当言及顾荣、纪瞻、闵鸿、贺循和薛兼等“五俊”时，称呼顾荣为“彦先”者很多，而称呼贺循为“彦先”者史料难以找到记载。对贺循的称呼为武康令贺循、循、会稽贺循或会稽贺生等。如：陆机称赞贺循时说：“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顾荣评价贺循说：“贺生沈潜、青云之士”;王敦(扬州刺史)说：“会稽贺循履道弥高、清操绝俗、思学融通”;司马睿(晋元帝)说：“循言行以礼，乃时之望、俗之表也”、“循冰清玉洁、行为俗表”;《世说新语》中对贺循称赞道：“会稽贺生，体识清远、言行以礼，...实为海内之秀。”;而房玄龄则同时称赞顾荣、纪瞻、薛兼和贺循四人说：“彦先(指顾荣)通识、思远(指纪瞻)方直、薛(指薛兼)既清贞、贺(指贺荣)惟学值，逢时遇主，抟风矫翼。”(以上除了直接标明出处的，余者均引自《晋书》或《全晋文》--编者注)。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朝野内外，直呼彦先者，应是指顾荣，顾彦先。或许是因为顾荣更早进入西晋中央政府，其字号提前为世人所熟知和认可的缘故，或者说是“先入为主”吧。

　　笔者此次的研究，其中原帖释文部分，是在启功等前辈以前的研究基础上所做的，在此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而关于本帖作者以及“彦先”究竟是谁的考证，则是根据史书记载资料所提出的一些全新的观点。希望各位同仁给予批评指正。同时也想为古代书法之研究尽绵薄之力，希冀能起到抛转引玉之效果，引来更多的人为华夏传统文化之研究和传承奉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