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说：书法应当以篆、隶为根柢。他认为学书应以出土木简，汉、魏、南北朝石刻和晋、唐人写经为基础。他主张写碑，而不粉成临帖。我领会他的意思是，毛笔写字本来就易脆弱，再描画古人手写的帖，就愈易萎靡。碑经过刀刻在石头上，字体坚毅，描画时骨架耸立，便于初学，这原是清代嘉庆、道光(19世纪初)往后盛行的“崇碑黜帖”的说法。他认为我国中世纪的宋、元两代，会篆、隶的人不多，所以字帖一时盛行，其实都只是王羲之一家的统绪，旅程是狭隘的。等到明朝中叶往后，研习金石的习尚逐渐开端，明末的王铎、张瑞图、傅山这些人出来，就大大地打破书法的旧框框，他们中的高手，可以和沿袭宋、元正统的董其昌争一席地。清康熙帝崇尚董体，成为习尚，到了乾隆时代，总算构成日薄西山的状况，因而包世臣、邓石如这些书法家出来，崇碑之说大昌，董其昌的门户才逐渐失掉实力，书法才拓荒了一个新的地步。叶恭绰认为这和当时经学之主张今文家，词学推尊五代、北宋，同是学术上“穷则思变”的表现。这往后何绍基、李文田、赵之谦、康有为、吴昌硕、沈曾植、曾熙这一代书法家出来，便开端打破科举考试中大卷白折书体的枷锁。他认为王铎、傅青主等人，浑劲遒丽，上追汉代，大体上融合隶书和楷法，别具风格。明代的赵宦光等，主张行草式的篆隶，当时人觉得是怪事，其实这些人正是开创近代书法习尚的前驱。这些观念，包世臣、康有为专论书法的《艺舟双楫》和《广艺舟双楫》尽管提到，但没有叶氏的清楚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