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素描既是一种手工活动，也是一种精力活动，乃至被看作是一种认知范畴。作为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建议者之一， 瓦萨里（Giorgio Vasari）特别注重素描教育，在他看来，“素描实质上源于智力”，比如法语中的素描（dessin）和构思（dessein）其实 是同一个词，指悉数可被了解和感知的办法的概括表达办法，并赋予智力以光亮并给实践活动以生命。[10]若按照袁运生的话说，它既是一 种慎重的练习，也是一种符号的创造。这再次说明，西方素描和我国传统白描并无实质的不同。

　　正是根据这样一种体会和感知，袁运生关于在西北查询进程中所见的西汉霍去病将军墓石刻、北魏雕像以及敦煌岩画有了新的知道，而 他经过写生所呼喊的正是内涵在其间的汉唐雄风和魏晋风韵。在那一刻，他“如同见到那些在霍去病墓前手执粗陋刀凿的创造者们，面临数 以百计的天然巨石，惊喜、雀跃、沉思、冥想、才情横溢的挥动凿斧的景象。他们各显神通，相互揣摩，近睹远观、抚摸心测，放刀直下而 毫无顾忌。悉数理论、经历、办法都融汇于一斧一凿之中”[12]。关于袁运生而言，这便是“著作的气势，便是作者的气量、气势和勇气， 它源于高度的自傲，精于其道的自觉”。而这样一种造型趣味在袁看来与20世纪英国知名雕刻家亨利·摩尔（Henry S。 Moore）的雕塑言语 十分接近，即“整体高于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