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在搜集、研讨与传达我国传统学术上的贡献，在近代学术史上称得上是第一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开掘我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拾掇，刊布撒播，其功大焉。

　　1928年，罗振玉在《雪堂校刊群书目录》跋中曰：“不侫夙抱传古之志，凡古人著录未及旧刊罕传者，尝欲鸠合同志，创流通古书之会，以刊传之。故数十年来，同好聚合不常，益以世变，此愿竟不获偿。辛亥往后，素居无俚，万事无可为，乃慨然以一人之力任之。十余年间，得书二百五十种，意所欲刊者，尚未及半，而资力已竭矣。”虽然罗氏在刊布古文献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但从未中止，效果惊人。

　　据1934年(甲戌)编《贞松堂校刊书目题解》著录，罗振玉刊布的各种书本已达282种之多，其间即有其校勘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单本作品，也有《玉简斋丛书》这样卷帙较大的丛刊。在刊印古籍中，罗振玉注重的是流散在外而国内罕见的珍籍。1911罗振玉侨居日本后，至1918年归国前，是他刊印古籍收成最大的时期。

　　一是刊印敦煌遗书。自1909年罗振玉等人在北京与法国学者伯希和接见会面后，便央求伯希和将抢掠走的我国敦煌遗书相片十余种寄来，经拾掇后刊印。到日本后，他们在搜集敦煌文献，进行拾掇刊印，先后出版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1916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等，这些图书的出版，为我国敦煌学奠定了基础。

　　二是在日本刊布发现的古本珍籍。如1916年影印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现的《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残卷》，影印在日本发现的《古写本史记残卷》、《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等，罗氏所印不少古写本在中土现已失传。

　　三是刊印自存或搜集到的甲骨金石拓本。如《殷墟书契前编》(1912年)、《殷墟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墟书契后编》(1916年)，及《古镜图录》、《邺下冢墓遗文》、《殷墟古器物图录》等。

　　四是自著的刊印，如《殷墟书契考释》、《石鼓文考释》、《高昌麴氏谱系》、《万年少(寿祺)年谱》等。

　　在他70多年的进程中，罗振玉作品达一百八十九种，校刊书本六百多种，保藏的图书材料有三十多万册。关于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之撒播与研讨功不可没。

　　关于罗振玉在古代文献的搜集、拾掇、传达上的贡献，古文献学家张舜徽教授在《考古学者罗振玉对拾掇文明遗产的贡献》文中称赞道：“在我国社会里，历来喜爱藏书的，未必能读，能读书的，未必能下手做体系的研讨作业，卓著有所创造，即使兼稀有者之长，又未必能以私家财力印布书本，留下后人拾掇。罗氏终身在这些方面都做了不少时间，成为我国近代卓有劳绩的史料搜讨者与传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