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书画家们的交游并不只是始于“文革”中，早在50年代初父亲刚涉入保藏不久，就开始了与海派书画家们的相知相交。书画家中大都也是保藏家，精于鉴赏，一同的喜好喜爱使父亲与他们往往都是一见如故，成为至交朋友和藏友。父亲最早知道的书画家是沈尹默、谢稚柳、沈剑知等。沈尹默是解放后陈毅市长一个访问的文明人，1954年陈毅奉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临走时交待父亲要好好关怀沈老的作业和日子，父亲遵嘱践行始终。谢稚柳和沈剑知都是文管会顾问，父亲因保藏古代书画而与他们相识交游，1957年兼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后打交道就更多了。谢稚柳精于古代书画断定，在古代书画保藏方面给予父亲许多协助和经验，他和夫人陈佩秋后来也为父亲发明了不少精彩书画作品，其间一些重量级精品，父亲往后都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他们爱人是父亲保藏生计中的书画知音和至交朋友。沈剑知远不如谢稚柳那般如雷贯耳，但他精于书画断定，学董其昌的字和画水平很高，很少有人能及，他特性张狂，恃才傲物，乃至对断定声威级专家谢稚柳都不信服，被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一文中点评为民国十大狂人之一。父亲到上博任馆长后，与他有较多的触摸，常常向他请教一些书画断定问题，有时也与他一同议论一些对书画艺术的观点，父亲谦和的心情，不俗的见地，使他大为信服。他以楷书为父亲写了一幅毛主席诗词，书后题跋：“姜白石谓钟王真书皆洒脱纵横，以平正为善者尘俗之论耳。平公论书画每有神辞，于姜说云何幸有以教之。”以沈剑知的狂傲性格，这应该不是阿谀之词。父亲在离开上博回来市委作业岗位之后，还每月把配给他的卷烟票托人转交给他。父亲在50年代保藏的书画都是由沈剑知用一笔清秀的董字题写的签条。

　　1961年末，父亲在杭州调度期间，特别去访问了国画大师潘天寿，两人谈书论画，聊得很高兴。父亲回上海几个月后，竟意外收到了潘天寿托人送来的画，是一张大尺幅的指画老鹰站在巨石上，水墨淋漓，张力十足。父亲感到很遽然，由于他并没有请潘先生画画，我想一定是潘天寿在与父亲的扳话中感到父亲是一个懂画爱画的人，所以才用心画了这样一幅稀疏可贵的精彩之作。潘天寿的指画老鹰这类画在“文革”中被戳穿批评父亲精心保存了这张画，常常挂出来观看欣赏，并在后来捐赠给上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