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是第二位提出了不起观念的人，他以为唐代的“五王”没什么了不起的，薛稷才是了不起的。（“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薛稷是书法家，也是画家。米芾以为“五王”轰轰烈烈的事业几年可能就被人遗忘了，而薛稷的书画传播后世，绢破了有人修补，书法见不到了还有人给他刻石，他才是流芳千秋的。米芾提出的这个观念，让我想起康有为。康有为说，意大利人可以把拉斐尔的坟墓跟教皇的坟墓放在一同，这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他说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于是就写诗来表达他的慨叹，由于他没有想到一个画家竟然会有这么高的位置。理论上，不光是米芾有言在先，而且就在拉斐尔生活的年代，中国正是董其昌的年代，董其昌提出“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活力”，他提出了“烟云供养”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生活除了我们理想的这面之外，我们还要靠烟云供养，就是要靠书画来供养。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观念。在这时分，董其昌能提出来，这是由于书画在中国的位置是十分高的。他可以影响到后来的康熙，可以影响到乾隆。乾隆在董其昌的《婉娈草堂图》上题跋了20屡次，这不是一件小事情。那时拉斐尔他们固然曾经很受教皇的注重了，可是整体上西方艺术家还在困难地为他们的艺术位置斗争。所以从这点来讲，中国美术史的研讨也能够给世界的文化，给世界的思想史、观念史提供一面十分好的镜子，经过这面镜子我们能够来察看全球历史的展开，以及整个文化展开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