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与践行、学术与艺境，历来是一对互为考证、互为增益的范畴。作为中国传统文人修身乱世的中心机想与中国文化的根本命题之一，“知行合一”关于艺术发明而言，呈现为“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知行整一，自然造化与主体心源的内在契合。它是中国画学在创作理论层面的观念本源，也是传统绘事理学双证的学术传统。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聪明的凝结，“知行合一”最早出自宋元之际儒学家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所言“圣贤先觉之人，知而能之，知行合一，后觉所以效之。”明代以后，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总结与阐扬。距今整整510年前的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心学之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化书院讲学，继承展开了南宋陆九渊的学说，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诸多学说。“知行合一”最初的涵义，不是普通的认识与理论的关系，“知”乃人的道德认识和思想意念，“行”则是人的道德践履和理论行动。因而，知行关系也即思想认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延伸到思想意念和理论行动的关系。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包含“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知为行，知决议行”两个层面，一方面强调道德认识的盲目性，即内在人格的耿直蕴藉；另一方面也注重道德的理论性，指出君子要言行分歧，心直口快。事实上，于艺术发明而言，“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知行整一，自然造化与主体心源的内在契合，亦是以艺术之眼观照世界、表达心象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