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回归文物”七十年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了，1951年从香港回购的《中秋》《伯远》二帖。以及《伯远帖》的复制品和周总理同意购回二帖的批文。其实关于回归的文物，大家所关心的是回归文物的真假，并不关心回归文物的回归方式和过程。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过程有多么的曲折，其结果是所回归的文物必须是真迹。大家来博物馆看展出，究竟是看什么?不是来看回归文物的回归方式和回归过程的，而是来看文物的真假。看展出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要学到鉴别真假文物的方法，并非是为了学到收藏文物的方式和过程的。

　　这次展出，展出了周总理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的批文，我们看到在批文中有这么一句话是“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我们注意到，整个批文这句话是重点，而在这句话中鉴别文物真伪又是核心。因为在此之前，就二帖到底该不该回购的问题，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曾与回购方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因此周总理在这件批文中，特别强调了要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参加，负责鉴别真伪这件事情，这是批文的重中之重。此前，郭沫若认为《中秋》《伯远》二帖没有一件是真迹。他坚决反对回购二帖，拒绝从国家的文化教育经费中支付这笔费用。郭沫若曾对回购方讲二帖“是真是假问老米，老米不在问字典”。我们按照郭沫若提供的线索，考证了宋朝米芾对故宫《伯远帖》的鉴定。考证的结果，确实如郭沫若所判断的那样。故宫《伯远帖》早在宋朝时期就已经被米芾判定为赝品了。实则是回购方花了国家的巨资，所回购的却只是两件赝品。

　　这些事实都是启功在故宫《伯远帖》电视专访节目中，吹牛臭显摆，为解他在1965年因《兰亭》问题出尔反尔被众人嘲笑、谩骂之怨，为彻底的搞臭郭沫若拍回购方的马屁所讲出的。启功一生都在溜须拍马，他由一个连中学文凭都没有的中学生，靠溜须拍马赢得了当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对他的好感，最终当上了大学的教师。得到甜头后，1965年又想利用这种手段，对已是副国级别的郭沫若进行旧戏重演，老调重弹。启功想利用《兰亭》问题跟郭沫若拉近关系，用郭沫若为他的靠山。于是他就主动的写出了《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但没想到郭沫若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他那溜须拍马的计划自然也就落空了。从此启功就与郭沫若结下了水火难容的深仇大恨，后来启功在郭沫若去世之后，又开始巴结、讨好另一个权贵做他的靠山，这个权贵就是回购《中秋》《伯远》二帖的回购方。我们注意到郭沫若在世时，《中秋》《伯远》二帖虽然被回购了，但是绝对不能被鉴定为真迹。郭沫若认为《中秋》《伯远》二帖要想定为真迹，就必须举出证据来。在郭沫若强烈反对的情况之下，回购方被迫聘请了中国科学院潘吉星用科技检测的方法，对二帖的用纸做了纸质的科技检测。检测的结果是《中秋帖》用纸为竹纸，竹纸产于宋朝。因此，《中秋帖》不是王献之的真迹。而故宫《伯远帖》晋代没有这种纸，故宫《伯远帖》用纸不到代。因此故宫《伯远帖》的真假问题就一直被搁置了下来，直到郭沫若去世之后，故宫《伯远帖》的真假问题再次重新的被提了出来。这时启功就可以大显身手了，他不顾宋朝米芾的判定，和潘吉星的科技检测，强行将故宫《伯远帖》鉴定为了真迹。并且不断的往郭沫若身上泼脏水，对郭沫若进行造谣诽谤。假如郭沫若没有去世的话，启功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郭沫若的去世，给以后启功的发达带来了好运。从此，启功就可以明目张胆的来巴结、讨好回购方，向回购方献媚了。启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的爬上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宝座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各种荣誉一个个的接踵而来，什么这个“师”，那个“家”的头衔滚滚而来不下十几种。在这个时期，启功尝足了作伪证的甜头。这就是启功，为什么明知故宫《伯远帖》不是真迹，可他还偏要硬着头皮，也要将故宫《伯远帖》鉴定为真迹背后真正的原因了。

　　自从复出本王珣《伯远帖》复出之后，启功这种最擅拍马屁的嘴脸，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于是一些启功盲目的崇拜者们，他们看到了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的复出，但又找不出任何的理由和证据，来否定复出本王珣《伯远帖》的真实性，结果他们就拿郭沫若来出气，对郭沫若进行各种的丑化、侮辱和诽谤。原因是因为故宫《伯远帖》在回购之前，郭沫若曾阻止过回购方的回购行为，拒绝从国家的文化教育经费中支付这笔费用。购回后经中国科学院潘吉星，对故宫《伯远帖》用纸做科技检测后，也证实了当时郭沫若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后来启功为巴结、讨好回购方，向回购方献媚。硬是将故宫《伯远帖》鉴定为真迹的行为，彻底的暴露在了大庭广众之下。因此，那些对启功盲目崇拜的一帮子人，自然也就对郭沫若恨之入骨了。

　　他们在网上不断地散布什么“郭沫若是人渣”，“郭沫若死后进不了八宝山，只能埋在山沟里”，以及“郭沫若是无耻文人”，“郭沫若是文化流氓”等一些丑化、侮辱和诽谤的言论。可以看出，说这些话的人，不用查就知道，这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中一些狂妄人员所为的。因为郭沫若一生都光明磊落，爱说直理。在《兰亭》和故宫《伯远帖》等一些晋帖的真假问题上，得罪了这帮子所谓的书法精英们，侵犯了这帮人的利益。因此，这帮子人就对郭沫若进行无情的丑化、侮辱和诽谤。启功就是他们的榜样，他们和启功一唱一和，都是一路货色。

　　这帮启功盲目的崇拜者们想为启功出气。就明着来，直接冲着复出本王珣《伯远帖》来。用你们丑化、侮辱和诽谤郭沫若的那些闲功夫，去寻找出正式、合法、有效，并且是合情合理的证据来，以证明复出本王珣《伯远帖》是不真实的完全可以。为什么非要采取这种低级的方式方法，和卑劣的手段对郭沫若进行丑化、侮辱和诽谤呢，你们把时间花在正经处，要比这样做强上百倍。

　　话又说回来了，郭沫若到底是不是“人渣”，历史自有公论。北伐时郭沫若就是政治部副主任，南昌起义他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曾与周恩来等人同被授中将军衔。自从郭沫若与毛泽东相识之后，建国前，毛泽东一直是称兄道弟的称呼郭沫若为“沫若兄”。建国后，毛泽东称郭沫若为“郭老”，那么请问毛泽东称郭沫若为“沫若兄”和“郭老”。你们却说郭沫若是“人渣”，请问你们到底是一帮子什么人?

　　不仅如此，你们还污蔑郭沫若是“无耻文人”，是“文化流氓”。这是拿郭沫若个人的私生活来说事，到处散播郭沫若有三个女人。后来她们分别都怎么样了，我们看这纯粹是吃饱了撑的，非常的无聊。以管人家的闲事，当做了自己的职业，一帮小脚老太太的习气。如果真想管的话，毛泽东一生也是三个女人，分别是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有胆量你们把毛泽东这三个女人也拿出来一个一个的数落数落。我们认为，郭沫若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舍小家，顾国家，能做大事的人。当他们看到中华民族被日寇侵略，毅然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他们的这种高尚的行为却被你们当作了丑事。我们想如果你们要是也处在那个时代的话，那么肯定是个不折不扣贪生怕死的懦夫。

　　更有甚者，这帮人竟胡言“郭沫若死后进不了八宝山，只能埋在山沟里”，这帮子人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清楚。实际上，郭沫若去世后葬礼的规格，是按照正国级国家领导人的礼遇安排的。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华国锋参加追悼大会，叶剑英主持大会，邓小平亲自为郭沫若致悼词。像这样高规格的葬礼，就算是十大元帅也不是每位都能享受得到的。请问像这样的人都进不了八宝山，那么到底什么人才有资格能进八宝山呢?邓小平曾经高度评价了郭沫若的一生，他认为郭沫若此人一生光明磊落。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受害者，在文革中谁好谁坏，他比谁都清楚。启功讲文化大革命是因1965年《兰亭》大辩论而发端，最终导致了这场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到底是不是像启功所说的那样，邓小平最有发言权了。如果真的像启功所说的那样，那么邓小平绝对不会来为郭沫若致悼词，华国锋也不会参加这个大会，叶剑英也不会主持这个大会。因此，启功讲是1965年《兰亭》大辩论引起了文化大革命的论调，完全是在胡说八道，这是恶意的对郭沫若进行栽赃和诬陷。

　　还有人指责郭沫若主张挖陵墓，拆城墙。请问真实的情况你们清楚吗?你们知道其中的内幕吗?挖不挖陵墓，拆不拆城墙，那是国家的事情。是国务院副总理们考虑的事情，你们是国务院副总理吗?有些人就是吃饱了撑的，见风就是雨。多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比什么都强。说句不好听的，一个吃棒子面的主，老想管中南海的事情，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中国有句俗语叫：“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帮人之所以敢肆无忌惮的丑化、侮辱和诽谤郭沫若。那么他们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的呢?其实这就是来自中书协最高层头头们上行下效的示范结果。启功自1965年因《兰亭》问题与郭沫若结仇之后，天天想着仇郭反郭的法子。我们看他在故宫《伯远帖》电视专访节目中的一系列表现，就可以看出启功是多么的仇恨郭沫若了。启功为了把郭沫若搞臭，还编造了许多假故事骗人，例如他说当年他写《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是郭沫若找人让他写的，他写这篇文章是言不由衷的。又说文化大革命是因1965年《兰亭》大辩论发端而引起来的，这些都是证明了启功一贯是仇郭反郭的。

　　再看中书协中的陈振濂也是个仇郭反郭的积极分子。他在《从唐摹晋帖看魏晋笔法之本相》一文中写道“通过“兰亭论辩”而出现的郭沫若式的解读，也曾在当时风行天下”。我们不禁要问，郭沫若式的解读怎么了?我们知道郭沫若式的解读是以证据来说话的。要是比起来，可比你陈振濂式的解读强多了。你口口声声的说故宫《伯远帖》是魏晋笔法，那么请问故宫《伯远帖》连最基本的用纸都不是晋纸。那么在这张纸上所写的字，怎么会一下子跑到晋代去了呢?这就是你陈振濂式的解读。不仅如此，你还给大家编造了一个故宫《伯远帖》有封皮的故事来骗大家。故宫《伯远帖》要是真的有封皮，你就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大家还真的想看看故宫《伯远帖》的封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陈振濂在《尺牍书法格式鉴定法》中，肉麻的吹捧启功“唯启功先生最擅文史鉴定法之道”。其实我们清楚的看到，启功是最擅拍马屁的溜须法之道了，启功一生都在不停的拍马屁。请看：

　　一、 启功青年时拍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马屁，这次他拍成功了。他由一个连中学文凭都没有的中学生，因为中学他没有毕业，所以他就没有中学文凭，靠拍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马屁，后来成为了一名大学的教师。期间启功曾经两次被校方辞退，这件事很不光彩。

　　二、 启功中年时拍副国级国家领导人郭沫若的马屁，他在1965年《兰亭》大辩论时，是他自己写了一篇《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想以此来巴结、讨好郭沫若，向郭沫若献媚。只可惜这次没有拍成功，郭沫若根本就不吃启功溜须拍马的这一套，结果得罪了许多认为《兰亭》是真迹的人群。在这件事上，启功栽了个大跟头，从此启功就与郭沫若结下了水火难容的深仇大恨。以至后来，启功利用各种场合，无中生有的对郭沫若进行造谣和诬陷。

　　三、 启功老年时拍《中秋》《伯远》二帖回购方的马屁，启功将早在宋朝时就被米芾判定为赝品，并经中国科学院潘吉星纸质检测后，已证实了确实不是真迹的故宫《伯远帖》强行的鉴定为了真迹，这次他又拍成功了。启功由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不久便爬上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宝座。随之什么教育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学大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顾问等等，一大堆的头衔滚滚而来。在这件事情上，启功是尝足了作伪证的甜头。

　　所以陈振濂讲“唯启功先生最擅文史鉴定法之道”。这明显是在拍启功的马屁，同时也是在拍回购方的马屁。因为故宫《伯远帖》是件赝品，不是真迹的人证、物证俱在。人证有宋朝米芾的判定，物证有《宣和书谱》和中国科学院潘吉星的纸质检测结论。这些正式、合法有效的鉴定，启功等人俱不承认，这不是在拍马屁又会是什么呢?

　　再看中书协现任主席苏士澍。他自称是启功的徒弟，为了配合启功的故宫《伯远帖》是真迹之说，他专门为故宫《伯远帖》的来历，编造了一个十分滑稽、荒唐的故事。他在《书法逸闻趣事》中写道，“一天谢安下令要把王珣调到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实际上是想把他赶出都城南京。王珣坚持不去。那些天，他心中十分郁闷，就写信给当时任临海太守的堂兄弟王穆(字伯远)，向他倾诉自己心中愤懑和不满，这就是传承至今的《伯远帖》的由来”。当我们看过了复出本王珣《伯远帖》之后，再来看这个故事，就显得这个故事编造的非常滑稽、离奇了。这个故事完全是断章取义，因帖中的一句“始获此出”而牵强附会，胡编乱造出来的。目的是为启功故宫《伯远帖》是真迹之说，仇郭反郭来服务的。

　　下一个问题，中书协从上到下为什么要仇郭反郭呢?大家知道，晋帖长期以来一直是被书法界奉为神物的，是中书协头头们心目中的圣经。郭沫若认为《兰亭》不是真迹，又断定《中秋》《伯远》二帖没有一件是真迹。这《兰亭》和《中秋》《伯远》二帖，在他们的眼里可都是神灵，是郭沫若生前推翻了这些所谓书法精英们眼中的神灵。他们一直将这几件作品当做神主牌来炫耀。这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来钱的财神爷。郭沫若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能不恨郭沫若吗?因此，郭沫若就成为了这些伪书法家眼中的沙子。所以他们就变着法子的，对郭沫若进行恶毒的丑化、侮辱和诽谤。

　　下一个问题，中书协从上到下仇郭反郭的举动，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中书协仇郭反郭的举动，早在中书协成立之初就悄悄的开始了，算起来有近四十年的时间了。中书协成立之前，全国人民普遍对郭沫若的一生都是认可的。评价也都是正面的。我们从邓小平代表党和政府对郭沫若所致的悼词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全国人民的心中一直是位铁骨铮铮的汉子。

　　但是自从中书协成立之后，由于郭沫若在《兰亭》与《中秋》《伯远》二帖的真假问题上，与中书协的认识是相反的，因此中书协的头头们就带头仇郭反郭，由于中书协头头们的示范影响，部分的所谓书法家精英们必然就会上行下效。开展仇郭反郭的比赛，以示自己的书法水平是多么的高，不骂郭沫若自己在中书协中就没有地位可言。你骂的凶，我比你骂的还要凶，这样才能显示出我的书法水平来。很明显中书协头头们的言行带有明显的导向性，是引导他人仇郭反郭的罪魁祸首。中书协成立有近四十年了，他们骂郭沫若也有近四十年了。

　　现在，我们终于看清了中书协成立近四十年来，仇郭反郭的举动为什么一直连续不断背后真正的原因了。我们把书法比喻成为一座庙堂，那么其中启功、陈振濂、苏士澍等这些中书协的头头们，就是这座庙堂里的和尚。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中书协的头头们就是要在书法的这座庙堂里面，伪造出《兰亭》《中秋》《伯远》这么几尊假的晋佛。来吸引人们到这座庙堂中烧香拜佛，借此他们就可以捞取到大笔的钱财和社会地位。假如这几尊假的晋佛要是被郭沫若经过考证，确定了这几尊佛为假晋佛的话，那么谁还来这座庙堂烧香拜佛呢?没有了烧香拜佛的人，那么，在这座庙堂里的和尚，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就等于断了他们来钱的财路。

　　因此中书协的头头们就拼命的仇郭反郭，目的就是利用《兰亭》《中秋》《伯远》这些赝品来为他们赚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中书协成立近四十年来，为什么一直连续不断仇郭反郭背后真正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