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非一味侧重艺术要以社会政治知道形状和道德教化为创造起点，但是艺术假设没有教人向善、知道审美、补养品质的功用的话，那么，我们创造艺术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抛开了这些，艺术只剩下光溜溜的技术或许“娱众(仍是愚众)”了，这时候，艺术甚至连“有用”都谈不上，它甚至还比不上商场里摆设的那些产品更有价值。艺术大众化不是如此的大众法，像“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这类观念不过是现代艺术的一次造势运动，并不值得推重。

　　有人可能会说，艺术创造不是要侧重安闲吗?确实，艺术创造离不开安闲，但要清晰的是，此安闲指的不是懒散的、胡来的、毫无底线的为所欲为。卢梭曾说过：“人生而安闲，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指出人是安闲的人，但这种安闲是以“有所绑缚”为条件的，比办法则绑缚、道德绑缚、风俗绑缚，等等。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在其《笔论》一文中说：“书者，散也。”指出了艺术创造是一件悠闲的事，特别侧重于侧重精力上的无所绑缚。所不同的是，蔡邕侧重“散”有必要要有“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的身心情况。这是对艺术布满敬畏的表现，孔夫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也。古人对艺术的情绪大略是如此的。而文条件到的邵大师的“射墨”扮演，看起来好像是很安闲地创造，但这些布满噱头的作品到底是心里情感的天然流露，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扮演，就不得而知了;但在我看来倒更像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