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田随即考量的是“逸品画风”牵涉到的绘画品种。在中唐时期，逸品画风起自山水画，“泼墨”便是画山水的办法，但到唐末五代时期转向人物画。传至米芾(1051—1107)，南宋赵希鹄(1170—1242)《洞天清录》“古画辩”载：“米南宫多游江湖间，每卜居，必择山水明秀处。其初本不能作画，后以目所见，日渐仿照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戏不专用笔，或以纸筋，或以蔗滓，或以莲房，皆可为画。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作一笔。”岛田以为，现存山水中的绝佳好例，是传南宋牧溪的《潇湘八景》(图6)。另宋初金陵的徐熙，是花鸟画在“逸品画风”的代表人物(图7)，这一观念或许来自《图像智慧志》卷一“论黄徐体异”：“黄家赋有，徐熙野逸。

　　岛田以为，北宋神宗时期，是绘画跳上新翻开阶段的起色，画院的画风为之一变，以文人画观主张的绘画担任了干流。所谓文人画观，在他看来，是“以一种内在心情来观照体现效果的主体和作品。文人画观要求画面清净洁致，不再承受奔放又露出的粗笔。与文人画简直无法相容的禅僧墨戏则承继了初步的“逸品画风”，这也是牧溪被汤垕评为“麄恶无比”的原因。而梁楷之作，亦即在简略描绘的任意粗笔之上，赋予了深化的写实基础，则被岛田看作是一同“逸品画风”和精细写实之风的作品。事实上，在此的议论略为疏略，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至少在文人画的前期阶段，存在与“逸品画风”的内在联络。

　　在论文的毕竟，岛田作出结论，“逸品画风”从广泛的含义上而言，能够以为是每一年代在正统画风之外寻求新的构思，恰如旋转中与向心力抗衡的离心力，因而在不同的年代，它出现出种种不同的容颜。如晚明浙派中的“狂逸”(图8)、以及从明末而始的朱耷、石涛以至高凤翰、李鱓等派系。但后世翻开出的“逸品画风”，与中唐时初兴而起的“逸品画风”比较，它们的重要含义是不行同日而语的。换言之，初步的“逸品画风”对后世的影响最为严峻。其他，岛田所考虑的“逸品画风”首要仍是从办法启航，他所举的后期画家，大致也都具有“简略”和“粗笔”两种特征，只是体现的办法各有不同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