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我国思想家李泽厚于当地时间11月2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去世，享年91岁。本文选摘自《美的进程》，本书是我国美学的经典之作。

　　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而又失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热喜爱的政策。其实，苏的文艺效果自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差劲一筹。画的真迹不行复见，就其他说，则字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算多。可是他在我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地主士大夫敌对心境最早的显着质量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跋涉与退隐的敌对两层心思开展到一个新的骤变点。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志向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文保存心情，以及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子孙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乃至有时还带着好像不行思议的正统迂腐气（例如责怪李白参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留心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首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之所认为苏的要害地址。苏终身并未退隐，也从未实在“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豹隐”要更深化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屠戮的恐惧哀伤，也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不幸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终究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柢问题的置疑、厌烦和企求脱节与抛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化一层了。前者（对政治的退避）是或许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践上是不行能做到的，除了落发做和尚。可是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饭，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出社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脱节而又要求脱节的对整个人生的厌烦和感伤。假如可以说，《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人生的自我认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尽管感伤，并不觉重压；那么，这儿的状况就刚好相反，尽管没多谈，却更感沉重，正是“当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可是就在强颜欢笑中，不更透出那无可如何，黄昏日暮的沉重伤感么？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国际、人生、社会的置疑、厌烦、无所希冀、无所寄予的深重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走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