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此势回转：吴门画风主盟画坛，粗豪风格的浙派戴进已被视为“气格卑贱”，而其末流蒋嵩、张路，被视为“画中邪学”，“恶极矣”。因而浙派画家作品价格大跌，嘉靖时，浙派蒋嵩儿子蒋乾，只需改学吴门画派宗尚的王蒙画风，才得营生;万历时，徽商方用彬用1两银，即当得汪肇作品。尔后，一直到明代晚期，吴门画派画价一路攀升，沈周、唐寅绘画，可媲美五代荆浩、关仝价格，文征明、祝允明书法，可赶上宋代苏轼、米芾价格，“以致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詹景凤久居姑苏，为了夸耀自己的出资眼光，就在《题文太史渔乐图卷》中，不无满足地详细记叙了文征明画价由三五钱，从吴到徽到浙生意流通，成10倍飙升的景象。在这个过程中，文征明由此一举树立了自己在文坛领袖群伦的位置。当然，这得感谢明中后期姑苏莽然鼓起的徽商，他们的附庸精巧，他们的疯狂赞助与炒作，让吴门画派大步鞺鞜地走进了我国艺术史。

　　以上案例，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在艺术家身价沉浮的命运背后，其实是折射着国王与商人的力气拉锯，或许说是国家与商场的比赛。很显然，两者的赞助层次，也是迥若天渊，一般国王的喜欢是庞大的，集体的，精巧的，保守的，而商人会偏嗜个人的，多样的，新异的。最要害的是，国王的层次往往具有独占性，手边有一则资料，是乾隆皇帝下给宫廷画家郎世宁的圣旨：

　　陈容九龙图不用用宣纸，问郎世宁爱用此绢，即照此画尺度，用绢画九龙图一张;用纸画，即用本处纸，照此画尺度，画九龙图一张。不要西洋气。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