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画《圣治章》中，画家通过对周公文王祭天的描绘来表达君权神授的观念，只不过《圣治章》是发生在郊坛之上的上古祭祀，而《感应章》则将至高无上的礼制放入明堂之中。画家根据《孝经》经义所描绘的长卷，以图说式构图配楷书榜题，这种礼仪制的绘画中对酒的描绘可谓特别清楚地体现了宋代复兴上古三代礼制的决心。

　　宋徽宗以崇宁三年应天府崇福院内所出六枚春秋宋公戌钟为蓝本，命大司乐刘昺仿制大晟编钟并复兴上古雅乐。宋赵九成《续考古图》载：“崇宁三年甲申岁孟冬月，应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钟六枚，以宋公钟又获于宋地，宜为朝廷符瑞，寻前进焉”，重视祥瑞之兆的徽宗以为这套编钟的出世是“于受命之邦出为太平之符者”，便依古钟式样，命铸泻务精心铸造编钟12套，每套正声12枚，中声12枚，清声4枚，总共336枚。并在次年始造大晟乐，《宋史·徽宗本纪》载：“八月辛卯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政和三年初步演习，五月三十日“行大晟新乐”，大晟编钟自此亦成为北宋宫殿乐府“大晟府”之重器。政和鼎是徽宗政和六年赐与宠臣童贯作为家庙祭祀的重器。全器器型、纹饰皆仿商鼎形制，器内铭文采西周赐铭体例。“钟鼎齐鸣”的北宋并未连续西周礼乐的光辉，在徽宗朝终究短暂的光辉之下敷衍塞责，但其对礼制的复兴与树立，却为之后南宋宫殿前史故事画的澎湃鼓起起到了要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