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婴儿生而导之言，稍长而教之书，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雕。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观之，其神智妙达，不既超然与如来同乎!

　　苏轼认为学习母语和书法一样，都是要先把人为的法则彻底内在化之后再把它们遗忘。“忘声”，即不再有意控制发出的声音，否则我们就会被自我意识阻滞，不再能流畅地说话，只是集中注意力在单独发出的声响上，而非整个词语或句子。与此类似，如果一位书法家集中注意在他手腕的移动上，就将不能握笔行文。说和写的能力都有生理基础，但是语言和书法却并非天生的技能。这些技能需要有意的教和学。尽管法则是人为的，但是它们也是实现人的自然能力所必需的。当母语的词汇和语言规则成为孩童的第二天性时，孩童才会逐渐借助这一语言的参考体系，使用它内在的文化概念来思考问题。只有通过这一后天获得的语言，他才能够解释物质世界，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和本能开始变得密不可分(譬如人眼睛“看到”的颜色，往往是母语里面有的颜色。“无名”的颜色，需要花更多精力才能辨认、描绘)。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忘却的过程，而最后连规则和学习本身都一概忘却，就是“相忘之至”。苏轼建议说此时人才能“酬酢万物之变”而“忽然而不自知”。这种“不自知”的状态，就是没有自我意识的状态，是审美的自然创造力的状态。此时艺术家的“神智妙达”似乎“超然与如来同”。不过，苏轼也明白写道，这只是“自不能者而观之”得出的结论而已。艺术家的自然创造力和如来的绝对的自然之间，只是类似，两者之间依然有量和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