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美国学者李雪曼(Sherman E.Lee，1918—2008)在1962的《远东艺术史》(A History of Far Eastern Art)中，将禅画归于“天然风格”(Spontaneous Style)之后，《逸品画风》的英文译者高居翰曾编撰《我国绘画史三题》，其间包含《我国绘画的率意与天然：一种志趣的兴衰》一节，首要的观念简直全由岛田论文而生发。在文中，高居翰将“率意”(quickness)与“天然”(spontaneity)指向画论中的“逸品”，事实上这两个称谓源自岛田所论的“粗笔”与“简略”。在高居翰看来，在北宋的苏轼年代，即出现了一种新观念：文人画家独享率意与天然的志趣，即占有了“逸品”之方位，他们下降作业画家的战略之一便是将其置于爱好繁琐单调的一端。这一观念也来自岛田文中说到的神宗年代文人画观导致“逸品画风”式微的知道。

　　与岛田相同，高居翰以为，在南宋时期，“逸品画风”一度走向了禅画的领域，影响了禅师和服务于其他领域的画家。在12世纪晚期和13、14世纪，禅画家选用“率意”与“天然”的画风，发明了一些极端简练清楚的图像。高居翰赏识广泛含义上的禅画，也包含诗意画，如《潇湘八景图》等，并将其作为“逸品画风”的传承者。一同他看到，文人画评并不承受这类“逸品画风”的特质。对文人画家而言，“率意”与“天然”的志趣有必要用规则的笔法来谐和，不容许脱离常规的真实清闲。高居翰并不承认在后世画论中再三出现的倪瓒(1301—1374)的“逸品”与唐代“逸品画风”有任何真实含义上的联络，由于倪瓒的绝大多数画作好像是在相对严峻的操控下构思结束的。元代的康复前期“逸品”的画者，在他看来是拿手墨法的方从义(1302—1393)。(图11)另一个“率意”与“天然”画家出现的时期，则是明代晚期，画家包含吴伟(1459—1508)、唐寅(1470—1524)和徐渭(1521—1593)。但其时的画论家，如李日华(1565—1635)、谢肇淛(1567—1624)、詹景凤(1532—1602)和张丑(1577—1643)皆倾向于以为这一时期已不该施行“率意”与“天然”的画风。明亡之后，这一路画家又出现了石涛(1642—约1707)及扬州画派诸人等。但毕竟，高居翰以为：“率意和天然办法起先具有跨过规则的重要含义，却以成为对规则、发明和艺术体现力的失利作出补偿的一种常规办法而告终。” 在跋文《适意：我国晚期绘画式微的原因之一》，高居翰又提出，“率意”与“天然”的发明办法使晚期画家匆忙结束过多的作品，但每一幅都考虑缺少，用心不行。因而“率意”和“天然”办法起先具有跨过规则的重要含义，却以成为对规则、发明和艺术体现力作出补偿的一种常规办法而告终。